巴金自傳(66)_學達書庫

六六

　　我先把《寒夜》的校樣寄回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然後搭火車回上海，李宗林送我上車。這次回成都得到他的幫助不少，以後在北京出席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也經常同他見面。

　　他曾在新疆盛世才監獄中受盡苦刑，身上還留著傷痕和後遺症。一九六四年尾在北京人大會堂最後一次看見他，他神情沮喪、步履艱難，我無法同他多談。當時康生、江青之流十分活躍，好些人受到了批判，我估計他也會遇到麻煩，但絕對沒有想到過不了幾年他就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受盡侮辱給迫害致死。兩年前我得到通知在成都開追悼會為他平反雪冤。我打電話托人代我獻了一個花圈，這就是我對一個敬愛的友人所能表示的一點心意了。我是一個無神論者。我絕不相信神和鬼。但是在結束這篇《回憶》時，我真希望有神，有鬼。祝願宗林同志的靈魂得到安寧。也祝願我姑母和表哥的靈魂得到安寧。

　　《創作回憶錄》到這裡結束。我寫這十一篇《回憶》。並沒有「揚名後世」的意思，發表它們也無非回答讀者的問題，給研究我的作品或者準備批判它們的人提供一點材料。但我究竟是個活人，我有種種新的活動，要我停止活動整天回憶過去或者讓別人來「搶救材料」，很難辦到。別的人恐怕也是這樣。但搜集資料卻也是重要的事。我們過去太輕視這一類的工作，甚至經常毀棄資料。在「文化大革命」中不少有關我國現代文學的重要資料化成灰燼。我聽說日本東京有一所「近代文學館」，是作家們自己辦起來的。我多麼羡慕日本的作家。我建議中國作家協會負起責任來創辦一所中國現代文學館，讓作家們盡自己的力量幫助它完成和發展。倘使我能夠在北京看到這樣一所資料館，這將是我晚年的莫大幸福，我願意盡最大的努力促成它的出現，這個工作比寫五本、十本《創作回憶錄》更有意義。

　　【我的哥哥李堯林】

　　……我去法國，我跟三哥越離越遠，來往信件也就越少。

　　我來到巴黎接觸各種新的事物，他在國內也變換了新的環境。

　　他到了北京轉學燕京大學。我也移居沙多—吉裡小城過隱居似的學習和寫作的生活。家中發生困難，不能匯款接濟，我便靠譯書換取稿費度日，在沙多—吉里拉·封丹中學寄宿，收費很少。有一個住在舊金山的華僑工人鐘時偶爾也寄錢幫助，我一九二八年回國的路費就是他匯給我的。

　　我回國後才知道三哥的生活情況比我想像的差得多。他不單是一個「苦學生」，除了念書他還做別的工作，或者住在同學家中當同學弟弟的家庭教師，領一點薪金來繳納學費和維持生活。他從來沒有向人訴苦，也不悲觀，他的學習成績很好，他把希望放在未來上面。

　　一九二九年大哥同幾個親戚來上海小住，我曾用大哥和我的名義約三哥到上海一晤。他沒有來，因為他在暑假期間要給同學的弟弟補習功課。其實還有一個問題，我在去信中並不曾替他解決，本來我應當向大哥提出給他匯寄路費的事。

　　總之，他錯過了同大哥見面的機會。一九三〇年他終於在燕京大學畢了業，考進了南開中學作英語老師。他在燕京大學學習了兩個科目：英語和英語教學，因此教英語他很有興趣。

　　他借了債，做了兩套西裝，準備「走馬上任」。

　　作為教師，他做出了成績，他努力工作，跟同學們交了朋友。他的前途似乎十分平坦，我也為他高興。但是不到一年意外的災禍來了，大哥因破產自殺，留下一個破碎的家。我和三哥都收到從成都發來的電報。他主動地表示既然大哥留下的擔子需要人來挑，就讓他來挑吧。他答應按月寄款回家，從來不曾失過信，一直到抗戰爆發的時候。去年我的侄兒還回憶起成都家中人每月收到匯款的情況。

　　一九三三年春天三哥從天津來看我，我拉他同去遊了西湖，然後又送他到南京，像他在六年前送我北上那樣，我也在浦口站看他登上北去的列車。我們在一起沒有心思痛快地玩，但是我們有充分的時間交換意見。我的小說《激流》早已在上海《時報》上刊完，他也知道我對「家」的看法。我說，我不願意為家庭放棄自己的主張。他卻默默地挑起家庭的擔子，我當時也想像得到他承擔了多大的犧牲。後來我去天津看他，在他的學校裡小住三次。一九三四年我住在北平文學季刊社，他也來看過我。同他接觸較多，瞭解也較深，我才知道我過去所想像的實在很淺。他不單是承擔了大的犧牲，應當說，他放棄了自己的一切。他背著一個沉重的（對他說來是相當沉重的）包袱，往前走多麼困難。他毫不後悔地打破自己建立小家庭的美夢。

　　他甘心做一個窮教員，安分守己，認真工作。看電影是他唯一的娛樂；青年學生是他的忠實朋友，他為他們花費了不少的精力。

　　他年輕時候的勇氣和銳氣完全消失了。他是那麼善良，那麼純真。他不願意傷害任何人，我知道有一些女性向他暗示過愛情，他總是認為自己窮，沒有條件組織美滿的小家庭，不能使對方幸福。三十年代我們在北平見面，他從天津來參加一位同學妹妹的婚禮。這位女士我也見過，是一個健美的女性，三哥同她一家熟，特別是同她和她的哥哥。她的父母給她找了對象，訂了婚，卻不如意，她很痛苦，經過兄妹努力奮鬥（三哥也在旁邊鼓勵他們），婚約終於解除。三哥很有機會表示自己的感情，但是他知道姑娘父母不會同意婚約，看不上他這樣一個窮女婿。總之，他什麼也沒有表示。姑娘後來另外找到一個門當戶對的男人訂了婚。至於三哥，他可能帶著苦笑地想，我早已放棄一切了。我可沒有傷害任何一個人埃他去「賀喜」之前，那天在文學季刊社同我閒聊了兩三個小時，他談得不多，送他出門，我心裡難過。我望著他的背影，雖然西服整潔，但他顯得多麼孤寂，多麼衰老。

　　一九三九年我從桂林回上海，準備住一個時期，寫完長篇小說《秋》。我約三哥來上海同住，他起初還在考慮，後來忽然離開泡在大水中的天津到上海來了。事前他不曾來過一封信。我還記得中秋節那天下午聽見他在窗下喚我，我伸出頭去，看見一張黑瘦的面孔，我幾乎不相信會是他。

　　他就這樣在上海住下來。我們同住在霞飛坊（淮海坊）朋友的家裡，我住三樓，他住在三樓亭子間。我已經開始了《秋》，他是第一個讀者，我每寫成一章就讓他先看並給我提意見。不久他動手翻譯俄國岡查羅夫的小說《懸崖》，也常常問我對譯文的看法。他翻譯《懸崖》所根據的英、法文譯本都是我拿給他的。他不知道英譯本也是節譯本，而且刪節很多。這說明我讀書不多，又常是一知半解，我一向反對任意刪改別人的著作，卻推存了一本不完全的小說，浪費他的時間。雖然節譯本《懸崖》還是值得一讀，他的譯文也並不錯，但想起這件事，我總感到內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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