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自傳(64)_學達書庫

六四

　　蕭珊當時在成都（她比我先到重慶，我這年七月從貴陽去看她，準備不久就回桂林，可是剛住下來，就聽到各種謠言，接著開始了「湘桂大撤退」，我沒有能再去桂林），我便提著一口小箱子跑到門外人行道上。這是我唯一的行李，裡面幾件衣服，一部朋友的譯稿，我自己的一些殘稿，可能有《寒夜》的前兩頁。倘使火真的燒了起來，整座大樓一定會變成瓦礫堆，我的狼狽是可想而知的，《寒夜》在中斷之後也不會再寫下去了，因為汪文宣一家住在這座大樓裡，就是起火的屋子，我講的故事就圍繞著這座樓、就在這幾條街上進行，從一九四四年暮秋初冬一直到一九四五年冬天的寒夜。

　　幸而火並未成災就給撲滅了，我的生活也不曾發生大的變化。蕭珊從成都回來，我們在樓梯下的小屋裡住了幾個月，後來又搬到沙坪壩借住在朋友吳朗西的家中。家璧的圖書公司辦起來了。我沒有失信，小說交卷了，是這年（一九四五年）上半年在沙坪壩寫成的，但它不是《寒夜》，我把《寒夜》的手稿放在一邊，另外寫了一本《第四病室》，寫我前一年在貴陽中央醫院第三病室裡的經歷。在重慶排印書稿比較困難，我的小說排竣打好紙型，不久，日本政府就宣佈投降了。

　　八年抗戰，勝利結束。在重慶起初是萬眾歡騰，然後是一片混亂。國民黨政府似乎毫無準備，人民也沒有準備。從外省來的人多數都想奔回家鄉，卻找不到交通工具，在各處尋找門路。土紙書沒有人要了，文化生活出版社顯得更冷清，家璧的圖書公司當然也是這樣。小說沒有在重慶印出，家璧把紙型帶到上海。我還留在重慶時，有熟人搭飛機去上海，動身的前夕，到民國路來看我，我順便把包封好的《第四病室》的手稿托他帶去。後來朋友李健吾和鄭振鐸在上海創辦《文藝復興》月刊，知道我寫了這本小說，就拿去在刊物上連載。小說剛剛刊出了第一部分，趙家璧回到上海，準備出版全書。他和振鐸、健吾兩位都相熟，既然全書就要刊行，刊物不便繼續連載，小說只發表了一次，為這事情我感到對不起《文藝復興》的讀者（事情的經過我後來才知道）。因此決定把下一部小說交給這個刊物。

　　下一部長篇小說就是《寒夜》，我在一九四四年寫了幾張稿紙，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後我在那間樓梯下的屋子裡接下去又寫了二三十頁。在重慶我並沒有家。這中間蕭珊去成都兩次：第一次我們結婚後她到我老家去看看親人，也就是在這段時間我開始寫《寒夜》；第二次在日本政府投降的消息傳出不久，一位中國旅行社的朋友幫忙買到一張飛機票讓她匆匆地再去成都，為了在老家生孩子有人照料，但是後來因為別的事情（有人說可以弄到長江船上兩個鋪位，我夢想我們一起回上海，就把她叫回來了。我和她同到船上去看了鋪位，那樣小的地方我們躺下去都沒有辦法，只好將鋪位讓給別的朋友），她還是回到重慶。我的女兒就是在重慶寬仁醫院出世的。我續寫《寒夜》是在蕭珊第二次去成都的時候，那些日子書印不出來，書沒有人要，出版社裡無事可做，有時我也為交通工具奔走，空下來便關在小房間裡寫文章，或者翻譯王爾德的童話。

　　我寫《寒夜》，可以說我在作品中生活，汪文宣仿佛就是與我們住在同樣的大樓，走過同樣的街道，聽著同樣的市聲，接觸同樣的人物。銀行、咖啡店、電影院、書店……我都熟悉。我每天總要在民國路一帶來來去去走好幾遍，邊走邊思索，我在回想八年中間的生活，然後又想起最近在我周圍發生的事情。我感到了幻滅，我感到了寂寞。回到小屋裡我像若干年前寫《滅亡》那樣借紙筆傾吐我的感情。汪文宣就這樣在我的小說中活下去，他的妻子曾樹生也出來了，他的母親也出現了。我最初在曾樹生的身上看見一位朋友太太的影子，後來我寫下去就看到了更多的人，其中也有蕭珊。所以我並不認為她不是好人，我去年寫第四篇《回憶》時還說：「我同情她和同情她的丈夫一樣。」

　　我寫《寒夜》也和寫《滅亡》一樣，時寫時輳事情多了，我就把小說放在一邊。朗西有一個親戚在上海辦了一份《環球》畫報，已經出了兩三期，朗西回到上海便替畫報組稿，要我為它寫連載小說，我把現成的那一疊原稿交了給他。小說在畫報上刊出了兩次，畫報就停刊了，我也沒有再寫下去。

　　直到這年六月我第二次回上海見到健吾，他提起我的小說，我把已寫好的八章重讀一遍，過幾天給他送了去。《寒夜》這樣就在八月份的《文藝復興》二卷一期開始連載了。

　　《寒夜》在《文藝復興》上一共刊出了六期，到一九四七年一月出版的二卷六期刊載完畢。我住在霞飛坊（淮海坊），刊物的助理編輯阿湛每個月到我家來取稿一次。最後的《尾聲》是在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寫成。一月份的刊物說是一月一日出版，其實脫期是經常的事。我並沒有同時寫別的作品，但是我在翻譯薇娜·妃格念爾的回憶錄《獄中二十年》。我還在文化生活出版社擔任義務總編輯兼校對，因此在「文化大革命」中我曾被當作資本家批鬥過一次，就像我因為寫過《家》給當作地主批鬥過那樣。我感到抱歉的是我的校對工作做得特別草率，在我看過校樣的那些書中，人們發現不少的錯字。

　　《寒夜》寫一九四四年冬季到一九四五年年底一個重慶小職員的生活。那一段時期我在重慶，而且就生活在故事發生和發展的那個地區。後來我在上海續寫小說，一拿起筆我也會進入《寒夜》裡的世界，我生活在回憶裡，仿佛在挖自己的心。我寫小說是在戰鬥。我曾經想對我大哥和三哥有所幫助，可是大哥因破產後無法還債服毒自殺；三哥在上海患病無錢住院治療，等到我四五年十一月趕回上海設法送他進醫院，他已經垂危，分別五年後相處不到三個星期。他也患肺病，不過他大概死於身心衰竭，不像汪文宣死得那樣痛苦。但是他在日軍侵佔「孤島」後那幾年集中營似的生活實在太苦了。沒有能幫助他離開上海，我感到內疚。我們在成都老家時他的性格比我的堅強、樂觀，後來離開四川，他念書比我有成績。但是生活虧待了他，把他的銳氣和豪氣磨得乾乾淨淨。他去世時只有四十歲，是一個中學英文教員，不曾結過婚，也沒有女朋友，只有不少的學生，還留下幾本譯稿。我葬了他又趕回重慶去，因為蕭珊在那裡等著孩子出世。

　　回到重慶我又度過多少的寒夜。搖晃的電石燈，淒涼的人影，街頭的小攤，人們的訴苦……這一切在我的腦子裡多麼鮮明。小說《尾聲》的最後一部分就是根據我當時的一篇散文改寫的。小說的主要部分，小說的六分之五都是在一九四六年下半年寫成的。我的確有這樣一種感覺：我鑽進了小說裡面生活下去，死去的親人交替地來找我，我和他們混合在一起。汪文宣的思想，他看事物的眼光對我並不是陌生的，這裡有我那幾位親友，也有我自己。汪文宣同他的妻子寂寞地打橋牌，就是在我同蕭珊之間發生過的事情。寫《寒夜》的時候我經常想：要不是我過去寫了那一大堆小說，那麼從桂林逃出來，到書店做個校對，萬一原來患過的肺病復發，我一定會落到汪文宣的下常我還有一個朋友散文作家繆崇群，他出版過幾個集子，長期患著肺病，那時期在官方書店正中書局工作，住在北碚，一九四五年一月病死在醫院裡，據說他生病躺在宿舍裡連一口水也喝不到，在醫院斷氣時也無人在常他也是一個汪文宣。我寫汪文宣，絕不是揭發他的妻子，也不是揭發他的母親。我對這三個主角全同情。要是換一個社會，換一個制度，他們會過得很好。使他們如此受苦的是那個不合理的舊社會制度。生活這樣苦，環境這樣壞，糾紛就多起來了。我寫《寒夜》就是控訴舊社會，控訴舊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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