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自傳(63)_學達書庫

六三

　　我不再談病人了，上面三個人只是作為例子提到的。我還想談談那個年輕的女醫生楊木華。她並不是真人，真實的只有她的外形。在這本小說裡只有她才是我的創作。我在小說裡增加一個她，唯一的原因是，我作為一個病人非常希望有這樣一位醫生，我編造的是我自己的願望，也是一般病人的願望。在病房裡我見到各種各樣的醫生，雖然像楊木華那樣的醫生我還沒有遇見，但她的出現並不是不可能的。她並不是「高、大、全」的英雄人物，她不過是這樣一位年輕醫生：她不把病人看作機器或者模型，她知道他們都是有靈魂，有感情的人。我在三等病房裡住了十幾天，我朝夕盼望的就是這樣一位醫生在病房裡出現。我寫這部小說的時候，我也曾這樣想過：通過小說，醫生們會知道病人的願望和要求吧。

　　所以我寫了「在這種痛苦、悲慘的生活中閃爍著的一線亮光。

　　那就是一個善良的，熱情的年輕女醫生，她隨時在努力幫助別人減輕痛苦，鼓舞別人的生活的勇氣，要別人『變得善良些，純潔些，對人有用些。』……」但是像這樣一位醫生在當時那個社會，當時那個醫院裡，怎麼能長久地生活下去，工作下去呢？所以我給她安排了一個在金城江大爆炸中死亡的結局：「一個姓楊的女大夫非常勇敢而且熱心地幫忙著搶救受難的人……她自己也死在連續三小時的大爆炸中。」後來我編傭文集》，一九六〇年底在成都校改這部小說，我自己也受不了那個悲慘的結局，我終於在《小引》裡增加了一小段，暗示楊大夫到了四川改名「再生」，額上還留著一塊小傷疤。她活著，我也感到心安了。

　　然而我還應當說一句公道話：病室裡的醫生除了那個給朱雲標治病的外科大夫外，一般都能用平等的眼光對待病人。

　　小說寫完了，出版了，解放後還出現了日文譯本。但老實說，好評似乎不多，有位朋友還說：「第幾床、第幾床叫來叫去，把人腦子也搞糊塗了。」也有人批評小說有什麼「人性論」、「人道主義」。我無法替自己開脫。我的小說裡，我的思想裡都不免有這樣的東西，何況是那個時候的作品。在「四害」橫行的時期，小說受到了更嚴厲的批判，給戴上了毒草的帽子，這是無足怪的。我接受批判時，心安理得。我看出來我的確和「四人幫」那一套「對著幹」。我希望醫生把病人當朋友，「四人幫」之流卻把病人當敵人，在醫院裡實行「群眾專政」。在一段長時間裡，好幾年吧，我沒有去醫院看病，因為我不願意先到群眾專政組去登記，不願意讓別人在我的醫療卡或病歷卡上加批「反動學術權威」或者「無產階級專政的死敵」。友人王西彥紀念魏金枝的文章裡有這樣的話：「當病人被送到醫院急診室時，醫生看到是個氣喘噓噓的老人，原來態度是很積極的，可是等到機關去了人以後，大概知道病人是個靠邊的，醫院裡的態度就變了。」這是一九七二年年底的事，就在這之前四個月，蕭珊患腸癌在上海某醫院「動手術」，她一個人住院治病，卻需要動員全家的人輪流看護、照顧，晚上也得有人通宵值班。蕭珊病情惡化，我們要求醫院代請一位較有經驗的護理人員，醫院也毫無辦法。看來一個人生重病就可能拖垮一家。對「四人幫」之類搞的那種讓病人（或及其家屬）自力更生的辦法，即使在當時我也想不通。我守在蕭珊的病榻旁邊，等待她需要我做什麼事的時候，我幾次想起了一九四四年在貴陽醫院裡的一段經歷。難道我是在做夢？難道我沒有寫過一本叫做《第四病室》的小說？難道我寫的真實是假話？難道我現在不是我自己？當時我一個人睡在病床上甚至在開刀後不能動彈的時刻，沒有家屬照顧，也不要我自力更生，我居然活下來了。

　　今天是蕭珊逝世後六年零八個月，想到她在上海醫院中那一段經歷，我仍然感到心痛。大概沒有人再相信「四人幫」之類的胡說了吧。現在重讀三十五年前我寫的中篇小說，我還有一種和老友重見的感覺。重讀它我更加熱愛生活，它仍然鼓舞我前進，鼓舞一個七十五歲的老人前進。即使我前面的日子已經很有限、很有限了，我還是在想：「怎樣變得善良些，純潔些，對別人有用些。」

　　我懷念當時第三病室的醫生、護士和病友。

　　【關於《寒夜》】

　　我寫《寒夜》和寫《激流》有點不同，不是為了鞭撻汪文宣或者別的人，是控訴那個不合理的社會制度，那個一天天腐爛下去的使善良人受苦的制度。一九四四年秋冬之際一個夜晚，在重慶警報解除後一兩個小時，我開始寫《寒夜》。

　　當時我的腦子裡只有汪文宣，而且面貌不清楚，不過是一個貧苦的患肺結核的知識分子。我寫了躲警報時候的見聞，也寫了他的妻子和家庭的糾紛。這一切都是圍繞著汪文宣進行的。我並沒有具體的計劃，也不曾花費時間去想怎樣往下寫。

　　膽肺病患者悲慘死亡的結局卻是很明確的。這樣的結局我見得不少。我自己在一九二五年也患過肺玻的確是這樣：我如果不是偶然碰到機會順利地走上了文學道路，我也會成為汪文宣。汪文宣有過他的黃金時代，也有過崇高的理想。然而他和許多知識分子一樣讓那一大段時期的現實生活毀掉了。我寫汪文宣，寫《寒夜》，是替知識分子講話，替知識分子叫屈訴苦。在當時的重慶和其他的「國統區」，知識分子的處境很困難，生活十分艱苦，社會上最活躍、最吃得開的是搞囤積居奇，做黃（金）白（米）生意的人，還有卡車司機。

　　當然做官的知識分子是例外，但要做大官的才有權有勢。做小官、沒有掌握實權的只得吃平價米。

　　那一段時期的確是斯文掃地。我寫《寒夜》，只有一個念頭：這種情況不能再繼續下去。我的腦子裡常常出現三個人的面貌：第一位是我的老友范兄。我在早期的散文裡幾次談到他，他患肺結核死在武夷山，臨死前還寫出歌頌「生之歡樂」的散文。但是在給我的告別信裡他說「咽喉劇痛，聲音全部啞失……最近幾個月來我已受夠了病的痛苦。」第二位是另一個老友彥兄。在他需要幫助的時候，我沒有認真地給他援助。我最後一次看見他，他的聲音已經啞了，但他還拄著手杖一拐一拐地走路，最後聽說他只能用鈴子代替語言，卻仍然沒有失去求生的意志。他寂寞淒涼地死在鄉下。第三位是我一個表弟。抗戰初期他在北平做過地下工作，後來回到家鄉，仍在郵局服務。我一九四二年回成都只知道他身體弱，不知道他有玻以後聽說他結婚，又聽說他患肺結核。最後有人告訴我表弟病重，痛苦不堪，幾次要求家人讓他死去，他的妻子終於滿足了他的要求，因此她受到一些人的非難。我想擺脫這三張受苦人的臉，他們的故事不斷地折磨我。我寫了幾頁稿紙就讓別的事情打岔，沒有再寫下去。是什麼事情打岔？我記不清楚了。大概是「湘桂大撤退」以後，日軍進入貴州威脅重慶的那件大事吧。

　　我在《寒夜》後記裡說，朋友趙家璧從桂林撤到重慶，在金城江大火中喪失一切，想在重慶建立新的據點，向我約稿，我答應給他一部小說。我還記得，他來找我，我住在重慶民國路文化生活出版社樓梯下那間很小的屋子裡。他毫不氣餒地講他重建出版公司的計劃，忽然外面喊起「失火」來，大家亂跑，人聲嘈雜，我到了外面，看見樓上冒煙，大吃一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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