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自傳(62)_學達書庫

六二

　　但是我在貴陽寫的仍然是《憩園》，而且沒有等到完稿，我就帶著原稿走了，這次我不是回桂林，我搭上了去重慶海棠溪的郵車。蕭珊在重慶兩次寫信來要我到那裡去，我終於改變了主意，匆匆地到了四川。萬想不到以後我就沒有機會再踏上桂林的土地，因為不久就發生了「湘桂大撤退」的事情。動身前我還再去花溪在「小憩」住了兩天。我在寂寞的公園裡找尋我和蕭珊的足跡，站在溪畔欄杆前望著急急流去的水。我想得多，我也寫得不少。我隨身帶一錠墨，一支小字筆和一疊西式信箋，用信箋作稿紙，找到一個小碟子或者茶碗蓋，倒點水，磨起墨來，毛筆蘸上墨汁在信箋上寫字很方便，我在渝築道上的小客棧裡也沒有停筆。最後在重慶我才寫完這部小說，由出版社送給重慶市圖書雜誌審查處審查。

　　裝訂成一本的西式信箋的每一頁上都蓋了審查處的圓圖章，根據這個稿本排印，這年十月小說就同讀者見面。這些圖章是國民黨檢查制度的最好的說明，我把原稿保留下來，解放後捐贈給北京圖書館手稿部了。

　　第二年我開始寫《第四病室》。沒有稿紙，我買了兩刀記帳用的紙，比寫《憩園》時用的差多了，這種紙只能用毛筆在上面寫字。我當時和蕭珊住在沙坪壩一個朋友的家裡，是土地，樓下一大間，空蕩蕩的，我白天寫，晚上也寫，燈光暗，蚊子蒼蠅都來打擾。我用葵扇趕走它們，繼續寫下去。字寫得大，而且潦草，一點也不整齊。這說明我寫得急，而且條件差。我不是在寫作，我是在生活，我回到了一年前我在中央醫院三等外科病房裡過的日子。我把主人公換成了睡在我旁邊床上那個割膽囊的病人。但我只是借用他的病情，我寫的仍然是當時用我的眼光看見的一切。當然這不是一個作家的見聞，所以我創造了一個人物陸××（我在這裡借用了第六床病人朱雲標的本姓），他作為我一個年輕讀者給我寫了一封信，把我的見聞作為他的日記，這樣他就可以睡在我當時睡的那張病床上用我的眼光看病房裡的人和事了。

　　我寫得很順利，因為我在寫真實。事實擺在那裡，完全按照規律進行。我想這樣嘗試一次，不加修飾，不添枝加葉，盡可能寫得樸素、真實。我只把原來的第三病室同第四病室顛倒一下，連用床位號碼稱呼病人，我也保留下來了（我有點奇怪，這不是有點像在監牢裡嗎？）那幾個人物……那個燒傷工人因為公司不肯負擔醫藥費，終於在病房裡痛苦地死去；那個小公務員因為父親患病和死亡給弄得焦頭爛額；那個因車禍斷了左臂的某器材庫員在受盡折磨之後不知由於什麼原因得了傷寒病情惡化；還有那個給挖掉眼睛的人等等，等等，我都是按照真實寫下來的，沒有概括，也沒有提高。但我也沒有寫出真名真姓，因為我不曾得到別人的同意。既然習慣用病床號數稱呼病人，就用不著我多編造姓名了。小說裡只有幾個名字，像醫生楊木華，護士林惜華，病人朱雲標，當然都是我編出來的。朱雲標的真名姓，我完全忘記了（我只記得他姓陸，我把他的姓借給日記也就是本段的作者了）。可是對他的言語面貌，我還有印象，我初進病房，在病床躺下，第一個同我講話的就是他。他睡在我左邊床上，左臂高高地吊起來，纏著繃帶，從肘拐一直纏到手腕，手指彎曲著，給吊在一個鐵架上，而鐵架又是用麻繩給綁在方木櫃上面。這是那位中年醫生的創造發明，他來查病或者換藥時幾次向人誇耀這個。他欣賞鐵架，卻從來沒有注意那個浙江農村青年的靈魂，他的態度給病人帶來多少痛苦。在這個病房裡病人得用現款買藥，自己不買紗布就不能換藥，沒有錢買藥就只有不停地給打鹽水針。這個從浙江來的年輕人在家鄉結了婚，同老婆合不來，吵得厲害，就跑了出來。後來在這裡國民黨軍隊某某器材庫工作。有一天他和一個同事坐車到花溪去玩，翻了車，斷了胳膊，給送到陸軍醫院，然後轉到這裡。他常常同我談話，我很少回答。不過我看得出來，他容易煩躁，一直想念他的家鄉。他因為身邊沒有多少錢，不習慣給小費，經常受到工友的虐待。不久他發燒不退，後來查出他得了斑疹傷寒。他是在什麼地方傳染到斑疹傷寒的呢？醫生也說不出。

　　病查出來了，因為沒有錢買藥，還是得不到及時治療。他神志不清，講了好些「胡話」。小說裡第八章中他深夜講的那些話都是真實的，只有給他母親寫信那幾句才是我的創造。他並沒有死，第二天就給搬到內科病房去了。這以後他怎樣我完全不知道，也無法打聽。

　　另一個病人是在我眼前死去的就是那個燒傷工人。他受傷重，公司給了一點醫藥費，就不管他。在醫院裡因為他沒有錢不給他用藥，只好打鹽水針，他終於痛苦哀號地死去。他對朋友說：「沒有錢，我的傷怎麼好得了？心裡燒得難過。天天打針受罪。……我身上一個錢也沒有。他們就讓我死在醫院裡，不來管我。」這些話今天還在燒我的心。他第二天就永閉了眼睛。工友用床單裹好他的屍體，打好結，還高高地舉起手，朝著死人的胸膛，把斷定死亡的單子一巴掌打下去。旁邊一個病人批評說：「太過分，拿不到錢，人死了還要挨他一巴掌。」這就是舊社會，這就是舊社會的醫院。一九五八年我在上海廣慈醫院採訪，搶救鋼鐵工人邱財康同志的事蹟，這一場挽救燒傷工人的生命的戰鬥得到了全國人民的支援。邱財康同志活下來了。一個夏天的夜晚，我在醫院裡一個露臺上旁聽全市外科名醫的會診，專家們為邱財康同志的治療方案提供意見，認真地進行討論。我從醫院回家，已經相當遲了，一路上我想著一九四四年慘死的燒傷工人，他的燒傷面積比邱財康同志的小得多，可是在過去那樣的社會裡哪有他的活路。我多麼希望他能活到現在。

　　還有那個小公務員和他的後頸生瘡爛得見骨的老父。這一家人從南京逃難出來，到貴陽已經精疲力盡了。兒子當個小公務員，養活一家六口人很不容易，父親病了將近一個月，借了債才把他送進醫院。我親耳聽見兒子對父親說：「你這場病下來，我們一家人都完了。」父親不肯吃豬肝湯，說：「我吃素。」兒子就說：「你吃素。你是在要我的命。你是不是自己不想活，也不要別人活。」我還聽見兒子對別人說：「今天進醫院繳的兩千塊錢還是換掉我女人那個金戒指才湊夠的。」

　　又說：「要不是生活這樣高，他也不會病到這樣；起先他圖省錢，不肯醫，後來也是想省錢，沒有找好醫生……」又一次說：「今天兩針就花了一千六百塊錢。我實在花不起。」過兩天父親不行了。還逼著兒子向一個朋友買墓地，說：「李三爺那塊地我看中了的。你設法給我籌點錢吧。我累了你這幾年，這是最後的一回了。」他催促兒子馬上跑出去找人辦交涉。等到兒子回來，就只看到「白白的一張空床板」。父親給兒子留下一筆還不清的債，古怪的封建家庭的關係拖著這個小公務員走向死亡。雖然無名無姓，在這裡我寫的卻是真人真事，我什麼也沒有增加。在這小人小事上面不是看得出來舊社會一天天走向毀滅嗎？更奇怪的是，這個吃素的老人偏偏生楊梅瘡，真是很大的諷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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