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自傳(61)_學達書庫

六一

　　《龍·虎·狗》寫成後在上海和重慶各印過兩版，印數不會多。後來我把它編在《文集》第十卷中，抽出了一篇《死去》，這並無深意。自從一九二九年我發表《滅亡》以來，挨的罵實在不少，仿佛我闖進文壇，引起了公憤。我當時年少氣盛，又迷信科學，不相信諸葛亮會罵死王朗，因此不但不服，而且常常回敬幾句。在這篇散文裡我夢見自己死去給埋葬以後，人們在墓前「舉行大會，全體圍繞棺蓋站立，來一個集體唾駡」。他們劈開棺材進行批判，我忍受不了，忽然坐了起來。大家嚇得大叫「有鬼」，「馬上鳥獸似的逃散了」。一九五九年我刪去這篇一九四一年的文章，還暗中責備自己的「小器」和「不虛心」。我萬萬想不到這種劈棺暴屍的慘劇在「四人幫」時期居然成了「革命的行動」。《人生蛋和蛋生人》的作者生物學家朱洗就是在死後成為「反動學術權威」，既給挖了墳，又受到批判。這樣看來我似乎成了預言家了。不過今天想想，還是刪去它為好。

　　現在我實在想不起來，那討厭的雨是在哪一天停止的，大約是在八月十日前後吧，因為我十八日寫了一篇叫《廢園外》的散文，講起「八月十四日的慘劇」，至少這個城市在十四日遭到轟炸，先生坡附近就落過彈，我在前面講到的樓房受震，磚瓦遍地，可能還是那天以後的事，所以散文的結尾有這樣的句子：「我應該回家了，那是剛剛被震壞的家，屋裡到處都漏雨。」一連幾天我中午或傍晚出去散步，經常走到那個「災區」，花園裡的防空洞中了彈，精緻的樓房只剩下一個空架子，土坡上躺著三具屍首，用草席蓋著，中間一張草席下露出一隻瘦小的泥腿，有人指著死屍說：「陳家三小姐，剛才挖出來。」難道我沒有看夠這樣的慘劇？在我這年年底寫成的《還魂草》裡也有少女的死亡，那是在重慶沙坪壩發生的事情，我寫得比較詳細，真真假假，揉在一起。可是在一千多字的《廢園外》中「帶著旺盛生命的紅花綠葉」還在訴說一個少女寂寞生存的悲慘故事。我的敘述雖然帶著淡淡哀愁的調子，但我控訴了敵人的暴行，也不曾放過我的老對頭——封建家長、傳統觀念和舊的風習。我不會向任何時期出現的封建幽靈低頭。

　　我在昆明住到九月，就同蕭珊，還有一個姓王的朋友，三個人一路去桂林旅行。我們都是第二次到桂林。蕭珊只住了一個短時期就回聯大上學。我和姓王的朋友留了下來，住在新成立的文化生活出版社辦事處。我和蕭珊談了八年的戀愛，一九四四年五月才到貴陽旅行結婚，沒有請一桌客，沒有添置一床新被，甚至沒有做一件新衣服。將近兩年的時間我們住在出版社裡，住在朋友的家裡，無法給自己造個窩，可是我們照樣和睦地過日子。關於她，我要在下一篇回憶裡多談一點，在這裡我不囉嗦了。

　　【關於《第四病室》】

　　今天下午去醫院看病，回來我忽然想起我的小說《第四病室》，就找出來翻了一下，我又回到抗日戰爭的日子裡去了。

　　小說是一九四五年上半年在重慶沙坪壩寫成的，寫的是一九四四年六月在貴陽發生的事情。那一段時期中我在貴陽中央醫院一個三等病房的「第三病室」裡住了十幾天，第二年我就根據自己的見聞寫了這部小說。

　　我還記得一九四四年五六月我在貴陽的生活情況。我和蕭珊五月上旬從桂林出發，五月八日在貴陽郊外的「花溪小憩」結婚。我們沒有舉行任何儀式，也不曾辦過一桌酒席，只是在離開桂林前委託我的兄弟印發一份「旅行結婚」的通知，在貴陽我們寂寞，但很安靜，沒有人來打擾我們。「小憩」是對外營業的賓館，是修建在一個大公園裡面的一座花園洋房，沒有樓，房間也不多，那幾天看不見什麼客人。這裡沒有食堂，連吃早點也得走半個小時到鎮上的飯館裡去。

　　我們結婚那天的晚上，在鎮上小飯館裡要了一份清燉雞和兩樣小菜，我們兩個在暗淡的燈光下從容地吃完晚飯，散著步回到賓館。賓館裡，我們在一盞清油燈的微光下談著過去的事情和未來的日子。我們當時的打算是蕭珊去四川旅行，我回桂林繼續寫作，並安排我們婚後的生活。我們談著，談著，感到寧靜的幸福。四周沒有一聲人語，但是溪水流得很急，整夜都是水聲，聲音大而且單調。那個時候我對生活並沒有什麼要求。我只是感覺到自己有不少的精力和感情，需要把它們消耗。我準備寫幾部長篇或中篇小說。

　　我們在花溪住了兩三天，又在貴陽住了兩三天。然後我拿著親戚的介紹信買到郵車的票子。我送蕭珊上了郵車，看著車子開出車場，上了公路，一個人慢慢走回旅館。

　　我對蕭珊講過，我回桂林之前要到中央醫院去治鼻子，可能需要進行一次手術。我當天下午就到醫院去看門診，醫生同意動手術「矯正鼻中隔」，但要我過一天去登記，因為當時沒有床位。我等了兩天。我換了一家小旅館的小房間，沒有窗戶，白天也要開燈。這對我毫無不便，我只有晚上回旅館睡覺。白天我到大街上散步，更多的時間裡去小旅館附近一家茶館，泡一碗茶在躺椅上躺一兩小時，因為我也有坐茶館的習慣。

　　就在這兩天中我開始寫《憩園》，只是開了一個頭。

　　兩天以後我住進了醫院，給安排在第三病室，也就是外科病室。我退了旅館的小房間，帶著隨身帶的一個小箱子坐人力車到了醫院，付了規定預付的住院費，這樣就解決了全部問題。我在醫院裡住了十幾天，給我動了兩次手術，第一次治鼻子，然後又轉到外科開小腸氣。誰也不知道我睡在醫院裡，我用的還是「黎德瑞」這個假名。沒有朋友來探過病，也沒有親人來照料我，動過手術後的當天，局部麻醉藥的藥性尚未解除，心裡十分難過。但是我在這間有二十幾張床位的三等大病房裡，並沒有感到什麼不便，出院的時候，對病房裡的醫生、護士和病友，倒有一種惜別之情。

　　出院後我先在中國旅行社招待所裡住了十多天，繼續寫《憩園》，從早寫到晚，只有在三頓飯前後放下筆，到大街散步休息。三頓飯我都在冠生園解決，早晨喝碗豬肝粥，其餘的時間裡吃湯麵。我不再坐茶館消磨時間了，我恨不得一口氣把小說寫完。晚上電燈明亮，我寫到夜深也沒有人打擾。

　　《憩園》裡的人物和故事噴泉似地要從我的筆端噴出來。我只是寫著，寫著，越寫越感覺痛快，仿佛在搬走壓在心上的石塊。在大街上散步的時候，我就丟開了憩園的新舊主人和那兩個家庭，我的腦子裡常常出現中央醫院第三病室的情景，那些笑臉，那些痛苦的面顏，那些善良的心……我忘不了那一切。我對自己說：「下一本小說就應該是《第三病室》。對，用不著加工，就照真實寫吧。」人物有的是，故事也有。這樣一間有二十幾張病床的外科病房不就是當時中國社會的縮影嗎？在病室裡人們怎樣受苦，人們怎樣死亡，在當時的社會裡人們也同樣地受苦，同樣地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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