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自傳(60)_學達書庫

六〇

　　我在《靜寂的園子》裡還提到這件事。

　　這次在昆明我寫的散文不過寥寥幾篇，但全都和敵機轟炸有關，都是有感而發的。幾篇隨感和雜文給我編在雜文集《無題》裡面了。書在《龍·虎·狗》中的就只有我前面講過的那兩篇（《靜寂的園子》和《狗》）。有些數字在我的腦子已經模糊。我說不清楚我是在十月下旬的哪一天去重慶的，只記得是沈從文同志介紹一位在歐亞航空公司工作的朋友（查阜西同志吧？）替我買的飛機票。我離開昆明的時候，日本侵略軍對這個城市正在進行狂轟濫炸。日本帝國主義終於擠進了越南（河口鐵橋早已炸斷），他們的飛機就是從越南飛來的。

　　對於和平城市的受難，我已經有了豐富的經驗，一九三七年下半年在上海，一九三八年上半年在廣州，下半年在桂林，生命的毀滅、房屋的焚燒、人民的受苦，我看得太多了。但是這一切是不是就把中國人民嚇倒了呢？是不是就把中國知識分子嚇倒了呢？當然沒有。上飛機的前一兩天，我和開明書店的盧先生閒談，我笑著說：「我們都是身經百炸的人。」他點頭同意。

　　他的經驗更豐富。前一兩年他坐公路車在貴陽附近翻車，左膀跌斷，在中央醫院治療，左膀上了石膏給綁在架上，發了警報後他不便下洞躲避，人們給他一把剪刀，準備在危急的時候剪斷綁帶逃命。貴陽市遭大轟炸時，他正在醫院裡，他不但保全了性命，也保全了膀子。關於他，我還有話可說。以前我只聽見別人談起他，例如翻車斷臂的事。在昆明我們才是第一次見面（也有可能他在上海見過我）。聽說他本來研究我國古代文學，在上海開明書店擔任編輯一類職務，他的岳父是知名的學者，他的妻子也研究中國文學，不知道怎樣他給派到昆明當了分店經理，可能因為他能幹，可能因為他可靠。那個時候開明書店發行教科書，銷售量大，做一名分店經理，只要不是傻瓜，就不會放過發財的機會，他的生活條件可以不斷改善。他們夫婦一直待在昆明。全國解放後他們的情況有改變，後來開明書店與中國青年出版社合併，我就沒有再看見他。一九五七年聽說他們夫婦給戴上了「右派」帽子，從此什麼都完了。果然不到幾年，就聽說他們都死了。我不曾仔細打聽過他們的遭遇，也不知道向哪裡打聽方便、可靠，而且我沒有精力和時間。現在蕭珊已經逝世，孩子們都是新時代的人，我即使談起武成路玻璃屋子的情況，家裡也沒有人感興趣了。但是想到那個「身經百炸」的人的歸宿，我覺得十分難過，但願有人為這一對亡靈摘去沉重的「帽子」，讓他們在泉下得到安息。

　　我第二次到昆明在第二年（一九四一年）七月，也是為了看望蕭珊。她已經搬出聯大宿舍，和幾個同學在先生坡租了房子，記得是樓上的三間屋子，還有平臺。我一九四三年在桂林寫《火》第三部時，常常想起這個住處，就把它寫進小說，作為那個老基督徒田惠世的住家。「這是一排三間的樓房，中間是客廳，兩旁是住房，樓房外有一道走廊，兩間住房的窗外各有一個長方形的平臺，由廊上左右的小門出入。」

　　樓下住著抽鴉片煙的房東。蕭珊她們三個女同學住裡面的一間，三個男同學住外面的一間。我來的時候，蕭珊的一個女同學和兩個男同學剛去路南縣石林參觀，她留下來等我，打算邀我同去。誰知我一到昆明，就發燒、頭昏、無力，不得不躺下來一連睡了幾天。有兩天放了空襲警報甚至緊急警報，我跑不動，蕭珊堅持留下陪我。敵機好久不來轟炸，大家也就大意了，這兩次敵機都沒有投彈，我們也不曾受驚。但一個月後（因為正碰到雨季，這中間下了一個月的雨），敵機在這附近扔了炸彈，那天警報解除，我們從郊外回來，樓上三間屋子滿地碎磚斷瓦，倘使我躺在床上不出去，今天就不能在這裡多嘴了。

　　我第二次來昆明遇到的轟炸，是在《龍·虎·狗》已經編成、原稿寄往上海之後，因此收在《龍·虎·狗》裡的十九篇散文中沒有一篇描述炸後昆明的情況。《龍·虎·狗》的序是在八月五日寫的，當時我還在埋怨「差不多天天落雨」，說「聽到淅瀝的雨聲……真叫人心煩」。還說：「這雨不知要下到哪一天為止。」但正是這雨使我能夠順利地寫成這些文章、編成集子。在這落雨的日子裡我每天早晨坐在窗前，把頭埋在一張小書桌上，奮筆寫滿兩三張稿紙，一連寫完十九篇。題目是早想好了的：《風》、《雲》、《雷》、《雨》；《日》、《月》、《星》；《狗》、《豬》、《虎》、《龍》；《醉》、《生》、《夢》、《死》；、《死去》、《傷害》、《祝福》、《拋棄》（只有最後四個略有改動）。我有的是激情，有的是愛憎。對每個題目，我都有話要說，寫起來並不費力。我不是在出題目做文章，我想，我是掏出心跟讀者見面。好像我扭開了龍頭，水管裡暢快地流出水來。那些日子裡我的生活很平靜，每天至少出去兩次到附近小鋪吃兩碗「米線」，那種可口的味道我今天還十分懷念。

　　當然我們也常常去小飯館吃飯，或者到繁華的金碧路一帶看電影。後來蕭珊的同學們游罷石林歸來，我們的生活就熱鬧起來了。雖然雨給我們的生活帶來一些不便（我們不是自己燒飯，每天得去外面喂飽肚子；雨下大了，巷子裡就淹水；水退了，路又滑，走路不小心會摔倒在泥水地上，因此早晚我不外出），可是在先生坡那座房子的樓上我感到非常安適，特別是在早晨，我對著窗外的平臺，讓我的思想在過去和未來中海闊天空地往來飛騰。當時並沒有人號召我解放思想，但我的思想已經習慣了東奔西跑、橫衝直撞。它時而進入回憶、重溫舊夢，時而向幻想叩門，闖了進去。在我的文章裡回憶和理想交替地出現。在我的筆下活動的是我自己的「意志」。

　　我在當時是沒有顧慮的。我寫《龍·虎·狗》，我說：「我在地上拾起一塊石子，對準它打過去。……從此狗遇到我的石子就逃。」我說：「死了以後還能夠使人害怕，使人尊敬，像虎這樣的猛獸應該是值得我們熱愛的吧。」我又說：「龍說：『我要乘雷飛上天空。然後我要繼續去追尋那豐富的充實的生命。』」為了人民，放棄自己的利益，這就是生命的「開花」。

　　我重讀三十八年前的舊作，我覺得我並沒有講過假話，騙過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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