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自傳(59)_學達書庫

五九

　　我一去就是五年。沒有想到過了一年多陸聖泉就遭了日本憲兵隊的毒手，我回到上海只能翻讀他用陸蠡筆名發表的三本散文集：《海星》、《竹刀》、《囚綠記》。而李堯林呢，他已經躺在病床上等著同我訣別，我後來把他的遺體埋葬在虹橋公墓，接著用他自己的稿費給他修了一個不太漂亮的墓。然而十年浩劫一來，整個公墓都不見了，更不用說他的屍骨。

　　一九四〇年從上海去海防毫無困難。需要的護照，可以托中國旅行社代辦，船票可以找旅行社代買，簽證的手續也用不著我自己費神。那次航行遇到風在福州灣停了一天半，但終於順利地到達了海防。在海防我住在一家華僑開設的旅館裡。上船時我是單身一個，在旅館裡等待海關檢查行李時我已經結交了好幾位朋友。我隨身帶的東西少，一切手續由旅館代辦，我只消出一點手續費。同行的客人中有的東西帶得較多，被海關扣留，還得靠旅館派人交涉，或繳稅或沒收，由那裡的法國官員說了算。還有人穿著新的長統皮靴，給強迫當場從腳上脫下來。總之，當時從上海到所謂「大後方」去的人大都經由海防乘火車進雲南，去昆明。我經過海防時法國剛剛戰敗，日本侵略軍正在對法國殖民當局施加壓力，要侵佔越南，形勢緊張，這條路的命運不會長了，但這裡還是十分熱鬧、擁擠，也正是旅館裡的人大顯身手的時候。我們等在旅館裡。同行的人被海關扣留的東西都一件一件地給拿了回來。這樣大家就動身繼續往前走了。

　　我們自動地組織起來，身強力壯的人幫忙管理行李，對外交涉，購票上車，客棧過夜，只要花少許錢都辦得順利。我們從海防到河內，再由河內坐滇越路的火車到老街，走過鐵橋進入中國國境。火車白晝行駛，夜晚休息，行李跟隨客人上上下下，不僅在越南境內是這樣，在雲南境內一直到昆明都是這樣。但是靠了這個自發的組織，我在路上毫不感到困難。跟著大家走，自己用不著多考慮，費用不大，由大家公平分擔。所謂大家就是同路的人。他們大都是生意人，也有公司職員，還有到昆明尋找丈夫的家庭婦女。和我比較熟悉的是一位輪船公司的職員和一位昆明商行的「副經理」，我們在海輪上住在同一個艙裡。「副經理」帶了雲南太太回上海探親，這條路上的情況他熟悉，他買了好幾瓶法國三星牌白蘭地酒要帶出去，為了逃稅，他賄賂了海關的越南官員，這當然是通過旅館的服務員即所謂接客人員進行的。我看見他把鈔票塞到越南人的手裡，越南人毫無表情，卻把鈔票捏得緊緊的，法國人不曾覺察出來，酒全給放出去了。做得快，也做得乾脆，這樣的事以後在不同的地方我也常有機會見到。他們真想得出來，也真做得出來。

　　這以後我們就由河口鐵橋進入中國境內。在「孤島——上海」忍氣吞聲地生活了一年半，在海防海關那個廳裡看夠了法國官員的橫暴行為，現在踏上我們親愛的祖國的土地，我的激動是可以想像到的。我們在河口住進了客棧，安頓了行李，就到雲南省出入境檢查機關去登記。這機關的全名我已經忘記，本來在一九四〇年我用過的護照上蓋得有這機關的官印，護照我一直保存著，但到了一九六六年九月十日，上海作家協會的「造反派」在抄家的所謂「革命行動」中，從我家裡拿走後就像石沉大海，因此我連這一段「回憶」差一點也寫不出來。機關的衙門並不堂皇，官員不多，然而他們有權威。他們檢驗了護照，蓋了印，簽了字，為首的官員姓楊。大家都給放過了，只有我一個人遇到了麻煩。我的護照上寫明：「李堯棠，四川成都人，三十六歲，書店職員。」長官問我在哪一家書店工作，我答說「開明書店」。他要看證件，我身上沒有。他就說：「你打個電報給昆明開明書店要他們來電證明吧。」他們把護照留了下來。看情形我不能同大家一起走了。同行的人感到意外，對我表示同情，仿佛我遭到什麼不幸似的。我自己當然也有些苦惱，不過我還能動腦筋。我的箱子裡有一張在昆明開明書店取款四百元的便條。是上海開明書店寫給我的。我便回到客棧找出這張便條，又把精裝本《秋》帶在身邊，再去向姓楊的長官，說明我是某某人，給他看書和便條。這次他倒相信，不再留難就在護照上蓋了英簽了名，放我過去了。

　　這是上午的事。下午楊先生和他兩位同事到客棧來找我，我正在街上散步，他們見到商行副經理，給我留下一張字條，晚上幾點鐘請我吃飯，並約了我那兩位同行者作陪。到了時候三位主人又來客棧寒暄一通，同我們一起大搖大擺地走過鐵橋，拿出準備好的臨時通行證進入越南老街，在一家華僑酒家吃了一頓豐盛的晚餐。飯後我們有說有笑地回到河口，主人們還把我們送到客棧門口，友好地握手告別。第二天早晨我就離開那個一片原始森林的小城，以後再也沒有同那三位官員見面，他們也沒有給我寄來過片紙隻字。他們真是突然出現，又突然消失了，但是在老街過的那一兩個鐘頭，今天回想起來還覺得愉快。

　　從河口去昆明仍然是白天行車，晚上宿店，我們還是集體活動，互相照顧，因此很順利地按時到達了終點站。蕭珊和另一位朋友到月臺來接我，他們已經替我找到了旅館。同行者中只有那位輪船公司職員後來不久在昆明同我見過一面，其餘的人車站匆匆一別，四十年後什麼也沒有了，不論是面貌或者名字。

　　我在旅館裡只住了幾天。我去武成路開明書店取款，見到分店的負責人盧先生。閒談起來，他說他們租得有一所房屋做棧房，相當空，地點就在分店附近，是同一個屋主的房屋，很安靜，倘使我想寫文章，不妨搬去小祝他還陪我去看了房子。是一間玻璃屋子，坐落在一所花園內，屋子相當寬敞，半間堆滿了書，房中還有寫字桌和其他家具。我和盧先生雖是初次相見，但我的第一本小說（《滅亡》）和最近一本小說（《秋》）都是在開明書店出版的，開明書店的職員都知道我，因此見一兩面，我們就相熟了。我不客氣地從旅館搬了過去，並且受到他們夫婦的照料（他們住在園中另一所屋子裡），在那裡住了將近三個月，寫完了《火》的第一部。

　　我在武成路住下來，開始了安靜的寫作生活，這對我也是意外，我在上海動身時並沒有想到在昆明還能找到這樣清靜的住處。《靜寂的園子》和《狗》就是在這裡寫的。我坐在玻璃屋子裡，描寫窗外的景物和我的思想活動，我見什麼就寫什麼，想到什麼就寫什麼，想怎樣結束就怎樣結束，我寫散文從來就是這樣。但絕不是無病呻吟。住下來的頭兩個月我的生活相當安適，除了蕭珊，很少有人來找我。蕭珊在西南聯合大學念書，暑假期間，她每天來，我們一起出去「遊山玩水」，還約一兩位朋友同行。武成路上有一間出名的牛肉鋪，我們是那裡的常客。傍晚或者更遲一些，我送蕭珊回到宿舍，早晚我就在屋子裡寫《火》。我寫得快，原先發表過六章，我在上海寫了一章帶出來，在昆明補寫了十一章，不到兩個月就把小說寫成了。雖然不是成功之作，但也可以說是一個意外的收穫。對這本書的完成，盧先生給我幫了不少的忙，他不但替我找來在《文叢》上發表過的那幾章，小說脫稿以後他還抄錄一份寄往上海。我住在武成路的時候，他早晚常來看望。後來敵機到昆明騷擾、以至於狂炸，他們夫婦還約我（有時還有蕭珊）一起到郊外躲警報。我們住處離城門近，經過一陣擁擠出了城就不那麼緊張了。我記得有一次我們在郊外躲了兩個鐘頭，在草地上吃了他們帶出去的午餐。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