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自傳(58)_學達書庫

五八

　　小說中另一個好人洪大文並不是真實的人物，我只借用了一個朋友的外形和他在連雲港對日軍作戰負傷的事實。他年輕時候進了馮玉祥辦的軍官學校，當過軍官，又給派到蘇聯留過學，一九二六年回國後經過上海，我們見過一面，他回到部隊裡去了，我也就忘記了他。一九四三年我在桂林忽然接到他的信，是寄到書店轉給我的。信上說他到桂林治病，定居下來，要我去看他。我到了他的住處，當時人們住得比較寬敞，他躺在床上，有時拉著雙木拐起來活動活動。人變了，湖南口音未變。他告訴我他離開過部隊，後來又到稅警團（宋子文的稅警團吧）當團長，在連雲港抗拒日軍，戰敗負傷。小說中洪大文講的戰鬥情況就是我那位朋友告訴我的，他還借給我一本他們部隊編寫的《連雲港戰史》。小說第八章中洪大文的談話有些地方便是從所謂《戰史》稿本中摘抄來的。一九四四年五月初我和蕭珊到貴陽旅行結婚，後來就沒有能回桂林，湘桂大撤退後我也不知道他轉移到哪裡。一九四六年尾或者一九四七年初我在上海，他拄著雙拐來找我，說是在江蘇某地榮軍教養院作院長，還是像一九二六年那樣高談闊論。他約我出去到南京路一家菜館裡吃了一頓飯，就永遠分別。他坐上三輪車消失在街角以後，我忽然想起了洪大文，洪大文不像他，洪大文比他簡單得多。

　　最後我想談幾句關於朝鮮人民的事，因為《火》第一部中講到朝鮮革命者的活動，而且小說以朝鮮志士的英勇戰鬥和自我犧牲作為結束。我在這之前（一九三六年）還寫過短篇小說《發的故事》，也是悼念朝鮮朋友的作品。我小的時候就聽人講朝鮮人的事情，談他們的苦難和鬥爭，安重根刺殺伊藤博文的事蹟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他是我少年時期崇拜的一位英雄。我第一次接觸朝鮮人，是在一九二一年或者二二年。我在三十年代寫的回憶文章裡就講過，五四以後我參加成都的《半月》雜誌社，在刊物上發表過三篇東西，都是從別人書中抄來的材料和辭句，其中一篇是介紹世界語的。而我自己當時卻沒有學過世界語。不久就有人拿著這本雜誌來找我，他學過世界語，要同我商量怎樣推廣世界語，他在高等師範念書，姓高，說是朝鮮人。我便請他教我世界語，但也只學了幾次就停了，推廣的工作也不曾開展過。我和高先生接觸不多，但是我感覺到朝鮮人和我們不同，我們那一套人情世故，我們那一套待人處世的禮貌和習慣他們不喜歡，他們老實、認真、坦率而且自尊心強。這只是我一點膚淺的印象。

　　出川以後，一九二五年我在南京東南大學附屬高中畢了業帶著文憑到北京報考北京大學，檢查體格時發現我有肺病，雖然不厲害，我卻心灰意冷，不進考常還有一個原因就是我對數理化等課無把握，害怕考不好。我就這樣放棄了學業，決定回到南方治玻我在北京呆了半個多月，我記得離京的前夕遇上北海公園的首次開放，在漪瀾堂前度過了一個寧靜的夜晚。我當時住在北河沿同興公寓，房客不多，院子裡有一棵大槐樹。我住到這裡，還是一個編報紙副刊的姓沈的朋友介紹的。他是朝鮮人，有一天晚上，他帶了一個同鄉來看我，天氣熱，又是很好的月夜，我們就坐在院子裡乘涼。沈比較文雅，他的朋友卻很熱情，滔滔不絕地對我講了好些朝鮮愛國志士同日本侵略者鬥爭的故事。我第一次瞭解朝鮮人民艱苦而英勇的鬥爭，對朝鮮的革命者我始終抱著敬意。我後來就把那些故事寫在《發的故事》裡面。這以後幾十年中間我遇見的朝鮮人不多，也不常同他們接觸，但是從幾個朋友的口中我也瞭解一些他們的流亡生活和抗戰初期的一些活動。我就在《火》第一部中寫了子成、老九、鳴盛、永言這班人，和他們懲罰朝奸的壯舉。在小說裡子成回憶起朝鮮民歌《阿裡朗》。據說從前朝鮮人到我國滿洲流亡，經過阿裡朗山，悲傷地唱著它。我一九三八年第四季度在桂林的一次詩歌朗誦會上聽見金焰同志的妹妹金煒女士唱這首著名的歌曲，我十分感動，當時正在寫小說的這一章，就寫了進去。我以前對它毫無所知，卻能夠把唱詞寫進小說甚至將歌譜印在發表這一章的《文叢》月刊上，全靠一位朝鮮朋友的幫忙。這位朋友姓柳，是園藝家，幾十年來在一些學校或者農場裡工作，為中國培養了不少園藝人材。他在當時的朝鮮流亡者中也很有威望。我在上海、在桂林、在重慶、在臺北都曾見到他。今天我還沒有中斷同他的聯繫。他在湖南農學院教書，有時還托人捎一點湖南土產來。我還記得四十幾年前他被日本人追緝得厲害，到上海來，總是住在馬宗融的家中，幾個月裡他的頭髮就完全白了。那一家的主婦就是後來發表短篇小說《生人妻》的作者羅淑。抗戰初期羅淑患病去世，我們在桂林和重慶相遇，在一起懷念亡友，我看見他幾次埋下頭揩眼睛。

　　過去像夢魘一樣給朝陽驅散了。朋友柳已經年過八十，他仍然在長沙堅持工作，我仿佛看見他的滿頭銀髮在燦爛陽光下發亮。聽說他從解放了的祖國（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獲得了鼓勵，我應當向他祝賀。《火》第一部出版時我在後記的末尾寫道：「我希望將來還能夠有第四部出來，寫朝鮮光復的事情。」我不曾實現這個願望，但我也不感到遺憾，因為朝鮮人民已經用行動寫出了光輝詩篇，也一定能完成統一朝鮮的偉大事業。

　　【關於《龍·虎·狗》】

　　在以前幾篇《回憶錄》裡我談過了中、短篇小說和童話，這次我想談談我的散文，我就從《龍·虎·狗》談起。《龍·虎·狗》是一九四一年八月我在昆明編成，寄給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的陸聖泉，由他發排出版的。我手邊還有這個集子的兩種版本：一九四二年一月的上海「初版」和一九四三年三月的「渝二版」，不用說，重慶版是用很壞的土紙印刷的。

　　重慶版第一輯中少兩篇文章（《寂寞的園子》和《狗》），我一時想不起是什麼原因，重慶版和當時在重慶出版的一般書刊一樣，是經過了所謂「重慶市圖書雜誌審查處」審查的，封底還印著「審查證圖字第二〇三〇號」字樣。但是那兩篇文章的矛頭是對著日本侵略軍的，不會得罪重慶市的審查老爺，而且他們也沒有膽量抽掉它們。現在想不起不要緊，以後會慢慢想起來的，我用不著在這件小事多花費腦筋。

　　我在抗戰時期到昆明去過兩次，都是去看我的未婚妻蕭珊。第一次從上海去，是在一九四〇年七月；第二次隔了一年，也是在七月，是從重慶去的。《龍·虎·狗》中主要的十九篇散文是在一九四一年寫的，只有第一輯裡收的四篇文章中的前兩篇是第一次在昆明小住時寫成的，後兩篇則是到四川以後的作品了。今天我重讀這本集子，昆明的生活又非常顯明地出現在我的眼前。我當時就住在那個寂寞的園子裡，大黃狗是我的一個和善的朋友。

　　那是將近四十年前的事情。一九三九年年初我和蕭珊從桂林回到上海，這年暑假蕭珊去昆明上大學，我在上海寫小說《秋》。那個時候印一本書不需要多少時間，四十萬字的長篇，一九四〇年五月脫稿，七月初就在上海的書店發賣了。我帶著一冊自己加印的辭典紙精裝本《秋》和剛寫成的一章《火》的殘稿，登上英商怡和公司開往海防的海輪，離開了已經成為孤島的上海。那天在碼頭送行的有朋友陸聖泉和我的哥哥李堯林。我在「怡生輪」上向他們頻頻揮手，心裡十分難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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