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自傳(57)_學達書庫

五七

　　在朱素貞的身上還有另一個人的感情，那是蕭珊的同鄉，她的中學時期的朋友，一位善良、純潔的姑娘。我在廣州開始寫朱素貞的時候，蕭珊還在上海念書，沒有見到我朋友的妻子，我那朋友當時可能也還沒有開始新的追求。其實不僅是上面提到的兩個人，我在那幾年中間遇見的給了我好的印象的年輕女人在朱素貞的身上都留下了痕跡。但朱素貞並不是「三突出」的英雄。她始終是一個普通人。在最初幾版的小說（《火》第三部）中朱素貞在昆明西南聯合大學念書，忽然接到陌生人從香港寄來的信告訴她：她那分別四年的未婚夫劉波在上海「被敵偽綁架」，關在特務機關裡。她決定回上海去營救他。她動身前又接到一封香港發來的電報：「波遇害，望節哀。」她決心去替他報仇。她走後大約七個月馮文淑收到從上海寄來的一份剪報，上面有一則消息報道大漢奸特務丁默村遇刺受傷，他的女友朱曼麗是幕後主使人，供認不諱，已被槍決。「這個朱曼麗似乎就是素貞，不過文淑不願意相信。」

　　我這樣寫，就是暗示朱曼麗和朱素貞是一個人。在當時的確發生過這樣一件事：有一個年輕女人刺殺丁默村未遂遭害。我記得有位朋友寫過一篇文章，另一個朋友認識這位女士，對我談過她，他也講不出別的原因，大概是一位愛國志士吧。這樣的人很難令人忘記，我就讓她留下一點痕跡在朱素貞的身上。在一九三八年春節前後，敵人和漢奸暗殺上海愛國人士，甚至懸頭示眾這樣的事發生過好幾起，後來在孤島也幾次出現愛國者懲罰漢奸的大快人心的壯舉。我用在上海的朝鮮革命者懲罰朝奸的事實結束了「火」的第一部，又用朱素貞謀刺丁默村的消息作為「火」第三部的《尾聲》，也就是全書的結局。當時我是這樣想的：用那個年輕女人的英勇犧牲說明中國人民抗戰到底、爭取勝利的決心。但是一九六〇年我編輯、校改《文集》的時候，改寫了這個結尾，正如我在後記的注解中所說：「我讓馮文淑離開了昆明，讓劉波和朱素貞都活起來，讓人們想到這幾個朋友將來還有機會在前方見面。」

　　我加上素貞從香港寫給文淑的一封信，說明她在上海同朋友們一起營救劉波出獄後結了婚，又陪著「遍體傷痕」的丈夫到香港休養，準備等劉波病好就一同到前線工作。她在信裡解釋這所謂前線就是「如今一般人朝夕嚮往的那個聖地」。就是說延安。文淑在覆信中也說「三四天后就要動身到前方去」，也就是到「那個『聖地』去」。國外有些讀者和評論家對我這種改法不滿意，說我「迎合潮流」，背叛了過去。我不同意他們的說法。幾十年來我不斷地修改自己的作品，因為我的思想不斷地在變化，有時變化小，有時變化大。我不能說我就沒有把作品改壞的時候，但是我覺得《火》第三章的結尾改得並不壞，改得合情合理。當時人們唯一的希望就在那裡，這是事實。只有這樣地結束我的所謂《抗戰三部曲》（儘管我寫的只是一些側面），才符合歷史的真實。當然我在後記的腳注中也說：「這個小小的改動並不能彌補我這本小說中存在的大缺點。」這是真心話，不過我仍然要重複我說過的那句話：作品不是學生的考卷，交出去就不能改動。按照「四人幫」的邏輯，一個人生下來就壞，一直壞到死，或者從誕生到死亡，這個人無事不好。所以那個時期孩子們在銀幕上甚至在生活中看見一個陌生人，就要發問：好人？壞人？不用說，文淑和素貞都是好人吧。

　　第三部中另外一個主人公田惠世也是好人。這是我一個老朋友，我把這個基督徒寫進我的小說，只是由於一樁意外的事情：他的病故。他大概是患肺炎去世的。他自己懂一些醫理，起初自己開方吃藥，病重了才找醫生，不多久就逝世了。當時他的夫人帶著孩子來到他的身邊，就住在我的隔壁。

　　看見這位和我一起共過患難的年長朋友在我眼前死去，我感到悲傷。參加了朋友葬禮後兩個多月，我開始寫《火》的第三部，就把他寫了進去，而且讓他占了那麼多的篇幅。我在一九六〇年一月修改小說的《尾聲》時，曾經寫道：「我們之間有深厚的感情。這感情損害了我的寫作計劃。……我設身處地替他想得太多了。」我在小說裡借用了那位亡友的一部分的生活、思想和性格，我想寫一個宗教者和一個非宗教者的思想情感的交流，可是沒有成功。我的思想混亂，我本來想駁倒亡友的說教（他是個虔誠的基督徒，每頓飯前都要暗暗祈禱，我發覺了常常暗笑），可是辯論中我遷就了他，我的人道主義思想同他的合流了。我不想替自己辯護，我的舊作品人道主義和愛國主義差不多占同樣的地位。在這一點上蕭珊也有些像我。所以小說裡年輕姑娘馮文淑同老基督徒田惠世作了朋友，馮文淑甚至答應看《北辰》的校樣，暫時到北辰社幫忙。《北辰》是田惠世的刊物。刊物的真名就是前面提到過的《宇宙風》，它是林語堂創辦的。林語堂後來帶了全家人移居美國，把他哥哥從福建請到上海代管他的事業。他的哥哥原是教師兼醫生，在上海參加了《宇宙風》的編輯工作，名叫林憾廬。《宇宙風》本來還有一個合作者，後來在香港退出了。林憾廬在上海和香港都編印過這個散文刊物，一九四二年他第二次到桂林又在那裡復刊了它。我一九四〇年在上海，一九四二年在桂林都為《宇宙風》寫過散文和旅途雜記。一九三九年蕭珊也在這個刊物上用「程慧」的筆名發表了幾篇散文。她第一次拿到稿費，便買了一隻立燈送給母親，她高興地說這是用自己的勞動換來的錢買的。她初到昆明，寫了一篇旅途通訊，敘述經海防去內地沿途的情況，也刊在《宇宙風》上。一年後我踏著她的腳跡到昆明，雖然形勢改變，但我的印象和她的相差不遠，我就沒有寫什麼了。

　　我和林憾廬相處很好，我們最初見面是在泉州關帝廟黎明高中，那一天他送他的大兒子來上學，雖然談得不多，但我瞭解他是個正直、善良的人，而且立志改革社會，這是一九三〇年的事。以後我和他同在轟炸中過日子，同在敵人迫害的陰影下寫文章，做編輯工作，產生了深厚的感情。他辦的刊物，質量不高，但在當時銷路不算少，他是一個忠誠的愛國者。我至今還懷念他。他很崇拜他的兄弟，聽他談起來林語堂對他並不太好，他卻很感激他這個遠在海外的有名的兄弟。可能是他逝世一年以後吧，林語堂一個人回國了，到桂林東江路福隆園來看他的嫂嫂。我在林太太房裡遇見他，他在美國出版了好幾本小說，很有一種名人的派頭。話不投機，交談了幾句，我就無話可說。以後我也沒有再看見他。靳以夫婦從福建南平回重慶復旦大學，經過桂林住了幾天，我送他們上火車，在月臺上遇見憾廬的孩子，他們跟去重慶的叔父告別，我沒有理他。後來林語堂離開重慶返美時在《大公報》上發表了告別中國的詩，我記得是兩首或者三首七律，第一首的最後兩句是「試看來日平寇後，何人出賣舊家園」。意思很明顯。有個熟人在桂林的報上發表了一首和詩，最後兩句是：「吾國吾民俱賣盡，何須出賣舊家園。」《吾國吾民》是林語堂在美國出版的頭一本「暢銷書」，是迎合美國讀者口味的著作。憾廬曾經對我談起該書在美國的出版經過，他引以為榮，而我卻同意和詩作者的看法，是引以為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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