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自傳(56)_學達書庫

五六

　　我能夠一口氣寫完《火》第二部，也應當感謝重慶的霧季。霧季一過，敵機就來騷擾。我離開重慶不久，便開始了所謂「疲勞轟炸」。我雖然誇口說「身經百炸」，卻沒有嘗過這種滋味。後來聽人談起，才知道在那一段時期，敵機全天往來不停，每次來的飛機少，偶爾投兩顆炸彈，晚上也來，總之，不讓人休息。重慶的居民的確因此十分狼狽，但也不曾產生什麼嚴重的後果，不過個把星期吧，「疲勞轟炸」也就結束了。然而轟炸仍在進行，我在昆明過雨季的時期，我的故鄉成都在七月下旬發生了一次血淋淋的大轟炸，有一個我認識的人慘死在公園裡。第二年我二次回成都，知道了一些詳情。我的印象太深了。一九四三年我在桂林寫《火》的第三部，就用轟炸的夢開頭：馮文淑在昆明重溫她在桂林的噩夢，也就是我在回憶一九三八年我和蕭珊在桂林的經歷。

　　今天我在上海住處的書房裡寫這篇回憶，我寫得很慢，首先我的手不靈活了（不是由於天冷），已經過了四十年，我幾次覺得我又回到了四十年前的一個場面：我和蕭珊，還有兩三個朋友，我們躲在樹林裡仰望天空。可怕的機聲越來越近，藍色天幕上出現了銀白色的敵機，真像銀燕一樣，三架一組，三組一隊，九架過去了，又是九架，再是九架，它們去轟炸昆明。儘管我們當時是在呈貢縣，樹林裡又比較安全，但是轟炸機前進的聲音像鎓頭一樣敲打我的腦子。這聲音，這景象那些年常常折磨我，我好幾次寫下我「在轟炸中過的日子」，後來又寫了小說《還魂草》，仍然無法去掉我心上的重壓，最後我寫了馮文淑的噩夢。我寫了中學生田世清的死亡，馮文淑看見「光禿的短枝上掛了一小片帶皮的幹肉」。寫出了我的積憤，我的控訴，我感覺到心上的石頭變輕了。作家也有為自己寫作的時候。即使寫馮文淑，我也可以把我對大轟炸的感受和見聞寫進去。就是在江青說話等於聖旨的時期，我也不相信大觀園全是虛構，《紅樓夢》裡面就沒有曹雪芹自己，沒有他的親戚朋友。

　　在我的小說裡到處都找得到我的朋友親戚，到處都有我自己，連《寒夜》裡患肺結核死去的小職員汪文宣的身上也有我的東西。我的人物大都是從熟人身上借來的，常常東拼西湊，生活裡的東西多些，拼湊的痕跡就少些，人物也比較像活人。我寫馮文淑時借用了蕭珊的性格，在第一部《火》裡，馮文淑做的事大都是蕭珊做過的。她當時還是一個高中生。她在上海愛國女學校畢了業才在暑假裡去廣州，中間同我一起到過武漢，後來敵軍侵佔廣州，她回不了上海，我們只好包一隻木船沿西江逃往廣西，同行還有我的兄弟和兩個朋友，再加上林憾廬和他的《宇宙風》社同人。我們十個人是在敵軍入城前十多個小時離開廣州的。關於這次「遠征」我在小說中沒有描寫，卻詳細地記錄在《旅途通訊》裡面。這兩本小書正如我一位老朋友所說：「算什麼文章。」可是它們忠實地記錄了當時的一些社會情況，也保留了我們愛情生活中的一段經歷，沒有虛假，沒有修飾，也沒有詩意，那個時期我們就是那樣生活，那樣旅行。我們都是平凡的人，也生活在平凡的人民中間。我的「通訊」寫到《桂林的受難》為止。後來我和蕭珊又坐火車到金華轉溫州，搭輪船回上海。在溫州我們參觀了江心寺，對文天祥的事蹟印象很深，我有很多感慨。我在任何時候都是一個愛國者。我後來在《火》第二部初版後記中就寫過這樣的話：「我仍然是一個中國人，我的血管裡有的也是中國人的血。有時候我不免要站在中國人的立場上看事情、發議論。」這段話其實就是三部《火》的簡要的說明。我編《文集》時刪去了它，覺得這說明是多餘的。但是我那一顆愛祖國、愛人民的心還是像年輕時候那樣地強烈，今天仍然是如此。我過去所有的作品裡都有從這顆心滴出來的血。現在我可以說，這顆心就是打開我的全部作品的鑰匙。

　　我們從溫州搭船平安地回到上海，過了三四個月，蕭珊就去昆明上大學。以後她到過桂林、貴陽、重慶和成都。她不可能有馮文淑在《火》第二部中的經歷，我當時只是設想她在那樣的環境該怎麼辦，我就照我想得到的寫了出來。蕭珊是一個普通人，馮文淑也是。在這三本小說裡我就只寫了一些普通人，甚至第一部中視死如歸的朝鮮革命者和第三部中同敵人進行秘密鬥爭或被捕或遇害的劉波、朱素貞們也都是普通人，他們在特殊的環境裡會做出特殊的事情。總之，沒有一個英雄人物，書中卻有不少的愛國者。《火》並沒有寫到抗戰的勝利。但是我相信對這勝利貢獻最大的是人民，也就是無數的普通人。作為讀者，作為作者，我有幾十年的經驗，一直是普通人正直、善良的品德鼓舞我前進。普通人身上有許多發光的東西。我在朝鮮戰場上見到的「英雄」也就是一些普通的年輕人。一九三五年我在日本東京非常想念祖國，感情激動、坐臥不安的時候，我翻譯的屠格涅夫的散文詩《俄羅斯語言》。他講「俄羅斯語言」，我想的是「中國話」，散文詩的最後一句：「這樣的語言不是產生在一個偉大的民族中間，這絕不能叫人相信。」我寫《火》的時候，常常背誦這首詩，想它是我當時「唯一的依靠和支持」。一直想著我們偉大而善良的人民。

　　在《火》第三部裡我讓馮文淑來到了昆明。不像在大別山，蕭珊未到過，我也很陌生，昆明是我比較熟悉的地方，她更熟悉了。先生坡，翠湖，大觀樓……都寫進去了。我是在一九四三年的桂林寫一九四一年的昆明。我的信念沒有改變，但是我冷靜些了。我在小說裡寫了一些古怪的社會現象，當然我看到的多，感受到的多，寫下來的還比較少。馮文淑離開上海將近四年，在昆明出現並不顯得成熟多少，其實我寫的只是我在一九四一年七、八月看見的昆明，到四三年情況又有變化了。我記得清楚的是知識分子的地位低下和處境困難。當時最得意的人除了大官，就是囤積居奇，做黑白生意的（黑的是鴉片，白的是大米），此外還有到香港，到仰光跑單幫做買賣的各種發國難財的暴發戶。那個社會裡一方面是嚴肅工作，一方面是荒淫無恥。在國統區到處都是這樣。我在小說裡只寫了幾個普通的小人物，他們就是在這種空氣中生活的。馮文淑在昆明，同她過去的好朋友朱素貞住在一起。

　　蕭珊在昆明，從宿舍搬出來以後就和她的好友，她的同學一起生活。那個姓王的女同學是我一位老友的妻子，相貌生得端正，年紀比蕭珊大一點，誠實，樸素，大方，講話不多是個很好的姑娘。她是我那位朋友自己挑選的，但不知怎樣，我的朋友又愛上了別人，要把她推開，她卻不肯輕易放手。我那朋友當時在國外，他去歐洲前同我談過這件事情。我批評他，同他爭論過，我看不慣那種單憑個人興趣、愛好或者衝動，見一個愛一個，見一個換一個的辦法，我勸他多多想到自己的責任，應該知道怎樣控制感情，等等等等。我談得多，我想說服他，沒有用。但是他也不是一個玩弄女性的人，他無權無勢，既然沒有理由跟妻子離婚，新的戀愛也就吹了。蕭珊的女同學後來終於給了我的朋友以自由。但是那位朋友在戀愛的道路上吃了不少的苦頭，離婚—結婚，結婚—離婚，白白消耗了他的精力和才華，幾乎弄到身敗名裂，現在才得到安靜的幸福，這是後話。我兩次在昆明的時候，經常見到蕭珊的好友，我同情她的不幸，我尊敬她的為人。我寫《火》第三部中的朱素貞時，腦子裡常常現出她的面影。她後來結了婚，入了黨，解放後當過一個單位的領導幹部。「文革」期間有人來找蕭珊「外調」她在昆明時期的一些情況，蕭珊死後又有人來找我外調，說是要給她恢復工作。六、七年沒有消息了。我祝她安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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