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自傳(53)_學達書庫

五三

　　從我半夜裡睜開眼睛看見「他們」推門進來，到我昂頭走出神田區警察署，「看見落日的餘光」，這其間的經過情形，我詳細地寫在短篇《人》裡面了，沒有必要在這裡重述。不過我應當提說一下，這不是我初來東京時計劃寫的那個短篇。

　　它是作為一篇散文或者回憶寫成的，最初的題目是《東京獄中一日記》，打算發表在一九三五年七月出版的《文學》特大號上。稿子寄出去了，可是就在這年五月在上海發生了所謂「《閒話皇帝》事件」，日本政府提出抗議，發表文章的《新生》週刊被查封，主編被判處徒刑。我的文章編進《文學》，又給抽了出來。我不甘心，把它稍加修改，添上一點偽裝，改名《一日記》，準備在北平《水星》月刊上發表，已經看過了清樣，誰知書店經濟出了問題，刊物印不出來，我看文章無處發表，就改變主意，改寫一下，在那個偷書的囚人身上添了幾筆，最後加了一句話：「我是一個人。」把回憶作為小說，編在《神·鬼·人》這個集子裡面了。那個時候我在上海為文化生活出版社編輯《文學叢刊》，有權處理自己的稿子，沒有人出來干涉，不准我拿回憶冒充小說，而且通篇文章並沒有「日本」的字樣，不會有人把我抓去判處徒刑，何況我自己又承認這是「一個人在屋子裡做的噩夢」。文章就這樣給保全下來，一直到今天。但是當時那些用武力、用暴力、用權力阻止它發表的人連骨灰也找不到了。

　　我從警察署回到中華青年會，只有一個人知道我給抓走的事，就是那個中年的日本職員。他看見我，小聲說：「我知道，不敢做聲。真是強盜。」後來我才知道我給帶到警察署去的時候，在葉山梁宗岱家裡也有人進去搜查，在京都卞之琳也遇到一點麻煩。這以後再沒有人來找過我，但是我在東京住下去的興趣也不大了。我總感覺到人權沒有保障，要是那些人再闖進我的房間，把我帶走，有人知道也不敢做聲，怎麼辦？我寫信給橫濱的武田君發牢騷。他回信說：「您要是不去東京，就不會有這種事。我們全家歡迎您回到我們家來。」

　　他的確把事情看得像信神那樣簡單。我感謝他的邀請，但是我沒有再去他的家，過了三、四個月，吳朗西、伍禪他們在上海創辦文化生活出版社，用我的名義編傭文化生活叢刊》，要我回去參加編輯工作，我就離開日本了。這次我買了「加拿大皇后」的三等艙票，仍然到橫濱上船，從東京來送行的人不少，只是我沒有通知武田君。

　　我那兩個福建朋友吃了不少的苦頭。一個姓葉的因為第一次審問時頂了幾句，給關了一個星期。一個姓袁的給關了半個月，放出來，他馬上要回國，警察署懷疑起來就把他「驅逐出境」。後來聽他說，他坐船到天津，一路上都有人押送。船停在一個城市，他就給帶到監牢裡囚禁。特別是在大連，他給關在日本監牢裡過了一個時期。管牢的漢奸禁子，對同胞特別凶，有時領到一根新的鞭子或者一樣新的刑具，就要在同胞的身上試一下，不管你是不是得罪了他們。到了天津，我那個朋友才得到了自由。他吃了那許多若頭，罪行就是：溥儀到東京訪問時他住在那裡；給帶到牛込區警察署審問時他的回答不能使人滿意；關了以後給釋放出來，就要馬上回國。這就是一九三五年一個中國知識分子在日本東京等地的遭遇。我在神田區警察署受到審問的時候，有人問我怎樣在晉江認識他，我想起一個姓陳的朋友，就說是姓陳的人介紹，後來才知道他在審問中也是這樣說。事實並不是這樣，我當時住在黎明高中過暑假，他來找我，我們就熟了。但是審問的人非要我們講出介紹人不可，我們只好隨口回答，湊巧兩個人的思路碰到一起，才沒有露出馬腳，否則他可能還要遇著更多的麻煩。

　　姓袁的朋友一九五八年患鼻癌死在福州，當地的報上還刊出他的訃告。他不可能講述他的這段故事了。然而我還沒有忘記四十四年前發生的那件事情。這以後我還和「刑事」們打過交道，那就在一九六一年、六二年、六三年，我三次訪問日本，進行人民友誼的活動，「刑事」們要為我的安全負責。

　　我出門他們坐在車內前座，見到我默默地鞠一個躬。的確時代變了，二宮先生也一定不在人世了。那三年中間我昂著頭進出日本現代化旅館的時候，總是充滿信心地想：我絕不會再做那樣的「噩夢」了。

　　我完全沒有想到一九三五年我在東京做過的「噩夢」竟然搬到上海來了，那是一九六六年九月的事情，甚至繼續了十年之久，各種各樣的人代替了日本的「刑事」，而且比「刑事」兇殘得多，蠻橫得多。……我遭受侮辱和迫害的時候，想起了自己的小說《人》，我懷著愛國主義的感情暗中祝願：不要做得比「刑事」們更壞吧。但是當時許多人好像發了狂一樣，好像喝醉了一樣。是什麼力量在推動他們呢？究竟為了什麼呢？這一切究竟是怎樣發生的呢？有些人似乎已經忘得乾乾淨淨了。這怎麼可能呢？讓大家重新想一想。這絕不是少數幾個人的事情。這絕不是一兩個幫派的事情。無論如何我不要再做「噩夢」了。

　　【給一個敬愛的友人】

　　南國的氣候相當炎熱。在你們那裡櫻花謝了還沒有多久，正是明媚的暮春天氣罷。我還記得三年前的情景，千歲村的和平樸素的田園，你自己親手種的蔬菜，簡陋的房屋，傾斜的籬笆和曲折的小路，我一個陌生人萬想不到這就是你工作的地方。我來遲了，沒有機會聽到你那燃燒著理想之火的演說，或者父親的慈祥教誨一般的談話。……我站在千歲村農家茅屋門前的時候，法西斯的魔影已經像黑雲一般地把天空玷污了。甚至在這田園中我們也呼吸不到自由的空氣。你帶著憤慨地告訴我你所遭受到的一切迫害。以前歡迎過你的文章的各雜誌現在也不敢再發表你的片紙隻字了。連你所翻譯的一部敘述人類起源和社會演進的名著，也不能夠續出第二冊。你從前曾在好幾萬工人的面前作過熱烈的講演。但是如今連那個以團結的力量震驚了全日本的、代表數十萬工人的工會也被打擊到只能夠秘密存在了。在去千歲村的途中百合子姑娘告訴我許多事情。她有一句憤慨的話至今還深印在我的腦際。「我現在只能夠跳舞了，」她說，因為我在報上見過一段記事，說她發明了一種跳舞，我驚奇地問她，她苦笑地這樣回答我。七八年前有人向我說起她向群眾演說的事。

　　然而這時她卻只能夠把理想和憤慨寄託在跳舞上面了。我知道這不過是一個開始。以後還有更厲害的打擊。人民在一個決定的時期對統治者表示了軟弱，放過了機會，用忍耐來對付壓制，用沉默來忍受不義，他們忽視了自己的力量，不能在最好的時候使用它，結果他們自然地遭遇了毀滅的慘禍，甚至不能夠給敵人一個堅強的抵抗。法西斯蒂就是這樣地成功的。一九二四年瑪蒂阿地被刺殺的時候，法西斯蒂在意大利遭逢了一個絕大的危機，莫索裡尼也在輿論的斥責下戰抖起來，意大利人民本來可以在幾天內就去掉這個黑衫的暴君和他的黨徒。但是他們卻不相信自己的力量，讓法西斯蒂的領袖漸漸地從隱匿的地方跑出來，繼續從事他們的陰謀的工作，讓餘火慢慢地在灰燼裡重燃，終於造成了「燎原之勢」，使肥沃的土壤變成焦土，不給意大利留下一片青草。大部分人民在窒悶的空氣裡憔悴呻吟，他們中間的菁英在屠殺和酷刑下摧殘殆盡，殘留的也只能夠亡命到別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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