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自傳(52)_學達書庫

五二

　　《鬼》不過是《神》的補充，寫的是同一個人和同一件事，在兩篇小說中我充分地利用了我在橫濱三個月的生活經驗，這是一般人很難體驗到的，譬如把供物拋到海裡去，向路邊「馬頭觀音」的石碑合掌行禮吧，我只有親眼看見，才知道有這麼一回事情。我說：「在堀口君的眼裡看來，這家裡大概還是鬼比人多吧。」有一個時期在武田君家裡的確是這樣。我還記得有一個晚上我已經睡下了，他開門進來，連聲說：「對不起。」我從地上鋪的席子上坐起來，他連忙向我解釋：這幾天他家裡鬼很多，我這間屋子裡也有鬼，他來給我念念經，把鬼趕走。我差一點笑出聲來，但終於忍住了。我就依他的話埋下頭，讓他嘰哩咕嚕地在我頭上比劃著念了一會經，然後說：「好了，不要緊了。」一本正經地走了出去。我倒下去很快就睡著了，我心中無鬼，在夢裡也看不見一個。說實話，我可憐武田君，我覺得他愚蠢。開始寫《鬼》的時候，我就下了決心離開武田家搬到東京去。我托一個在早稻田大學念書的廣東朋友在東京中華青年會樓上宿舍給我預訂了房間。我本來應當在武田君家裡住上一年半載，可是我受不了他念經的聲音，可以說是神和鬼團結起來把我從他家趕了出去的。我原先學習日文的計劃也給神和鬼團結的力量打破了。我向主人說明我要搬去東京的時候，武田君曾經懇切地表示挽留。然而想到在這裡同神、鬼和平共處，我實在不甘心。即使有人告訴我，遷到東京，不出兩個月我就會給「捉將官裡去」，我也不改變主張。我當時剛過三十，血氣旺盛，毫無顧慮，不怕鬼神，這種精神狀態是後來的我所沒有的。我今天還懷念那些逝去的日子，我在小說《鬼》裡面找到了四十五年前自己的影子。我現在的確衰老了。

　　《鬼》和《神》不同的地方就是：《鬼》的最後暗示了主人公堀口君的覺醒。故事也講得比較清楚：他同一位姑娘相愛，訂了約束，由於兩家父親的反對，斷絕了關係。姑娘幾次約他一起「情死」，他都沒有答應。他認為「違抗命運的舉動是愚蠢的」。姑娘嫁了一個商人，後來患肺結核死去。這是一個極其普通的故事，多少年前，百年、千年吧，就經常發生了，今天仍然在發生。「四人幫」橫行的時期，他們反對戀愛，而且有所創造地用領導和組織代替家長安排別人的婚姻。

　　十幾年來，我見了不少奇奇怪怪的事情，婚姻漸漸變成了交易，像日本青年男女的戀愛故事倒顯得相當新奇了。不過，武田君並沒有這樣的經歷。但在當時「情死」是普通的事，在報紙上天天都有這一類的新聞。我們常常開玩笑說，在日本不能隨便講戀愛，搞不好，連命也會送掉。著名的日本小說家有島武郎在他的創造力十分旺盛的時期，也走上了「情死」的路，因為像堀口君那樣幾次拒絕女方相約「情死」的建議是丟臉的事。然而要是有島武郎不死，他一定會留下更多的好作品來。

　　我現在記不准《鬼》的手稿是從橫濱寄出的還是在東京交郵。收件人是黃源，他是上海生活書店發行的《文學》月刊的助理編輯。我寄稿的時候，心血來潮，在手稿第一頁上標題後面寫了一行字：神——鬼——人。這說明我還要寫一個短篇：《人》。這三篇是有關聯的，《人》才是結論。我當時想寫的短篇小說《人》跟後來發表的不同。我不是要寫真實的故事，我想寫一個拜神教徒怎樣變成了無神論者。我對自己說：「不用急，過兩個月再寫吧。先在東京住下來再說。」在東京我住在中華青年會的宿舍裡面，一個人一間屋，房間不大不小，陳設簡單，房裡有個兩層的大壁櫥，此外還有一張鐵床，一張小小的寫字桌和兩三把椅子。樓上房間不多，另一面還有一間課堂，白天有一位教員講授日語，晚上偶爾有人借地方開會。樓下有一間大禮堂，每個月總要在這裡舉行兩次演講會。我初來的時期杜宣、吳天他們正在大禮堂內排曹禺的《雷雨》，他們通常在晚上排練，我在房裡聽得見響動。

　　樓下還有食堂，我總是在那裡吃客飯。每天三頓飯後我照例出去散步。

　　中華青年會會所在東京神田區，附近有很多西文舊書店，可以說我每天要去三次，哪一家店有什麼書，我都記熟了，而且我也買了不少的舊書，全放在兩層的大壁櫥裡面。我的生活完全改變了。在這裡我接觸到的日本人就只有一個會說幾句中國話的中年職員。後來我又發現幾個經常出入的日本人，胖胖的，舉動不太靈活，卻有一種派頭。我向別人打聽他們是什麼人，有人告訴我，他們是「刑事」，就是便衣偵探、特務警察之類吧。我一方面避開他們，另一方面暗中觀察他們。

　　我的觀察還沒有取得一點結果，我就讓這些「刑事」抓到警察署拘留所去了。這是後話，我下面就要談到它。

　　到了東京，我對西文舊書發生了濃厚的興趣，買了書回來常常看一個晚上，卻不怎麼熱心學習日語了。不過我還是到樓下辦公室報了名，聽陳文瀾講日語課。我記得是念一本島木健作描寫監獄生活的小說，他的講解還不錯，只是我缺少複習的時間，自己又不用功，因此我至今還不曾學好日語。

　　回想起來，我實在慚愧得很。

　　在東京我有幾個中國朋友，除了在早稻田大學念書的廣東人外，還有兩個福建人，他們租了一幢日本房子，樓上讓給兩位中國女學生祝這些人非親非戚，這樣住著，引起了日本人的注意。還有，我曾經坐省線電車到逗子，轉赴葉山去看梁宗岱、沈櫻夫婦，在他們家住過一晚。還有，卞之琳從北平到日本京都，住在一位姓吳的朋友那裡，他最近到東京來看我。還有，……我想不起什麼了。到東京以後兩個月中間我的活動大概就只有這些吧。「刑事」們一定也看在眼裡記在帳上。幸而只有這短短的兩個月，因為所謂「滿洲國皇帝」溥儀在四月初就要到東京訪問了。日本報紙開始為這場傀儡戲的上演大肆宣傳，製造輿論，首先大罵中國人。於是……一嘲大掃除」開始了。就在溥儀到來的前兩天，大清早那個同福建人住在一起的四川女學生來找，說我那兩個福建朋友半夜裡給帶走了。「刑事」們在他們那裡搜查了一通。

　　她講了些經過的情形，要我注意一下。她走後我就把自己的書稿、信件檢查了一番。兩個福建人中姓袁的和我較熟，我是一九三〇年第一次去晉江時認識他的。我抽屜裡還有他的來信，連忙找出撕毀了。我也把新買的西文舊書稍稍整理了一下。

　　這樣忙碌了之後，我感到疲乏，便躺倒在床上。腦子哪裡肯休息，我就利用這一段空閑時間清理思想，把我在日本編造的自己的經歷和社會關係也好好理一下，什麼事該怎麼說，要記清楚，不能露出破綻。我也回憶了梁宗岱夫婦的事和卞之琳到東京看我的事。我想，要是他們問起，我全可以老實地講出來，用不著害怕。

　　吃過中飯以後我仍然照常逛西文舊書店。晚飯後我也到舊書店去。吃晚飯時我看見那個姓「二宮」的胖胖的「刑事」，但一下子就不見了。我從食堂出來，瞥見他和另一個「刑事」從樓梯上去。我心想：他們上來幹什麼？我考慮一下，才慢慢地走上樓。他們卻不聲不響地下來了。我警告自己：夜裡要當心埃這一夜我心不定，書也看不進去。我估計「他們」會來找我，但是我希望「他們」不要來。我又把信件檢查了一番，覺得沒有什麼破綻，把心一橫就上床睡了，這時我們這裡非常安靜，不過十點多鐘，我也出乎意外地睡得很好。

　　忽然我從夢中驚醒了。我朝房門看，門開了，接著電燈亮了，進來了五個人，二宮就在其中。「他們」果然來了。我馬上跳下床來。於是「他們」開始了搜查：信抽出來看了；壁櫥裡的書也搬出來翻了。他們在我這個小房間裡搞了一個多小時，然後叫我鎖上門跟他們一起到警察署去。

　　在警察署裡開始了「審訊」，審訊倒也簡單，「問官」要問話，我早就猜到了，梁宗岱、卞之琳、葉山、京都……「他們」在我的答話裡抓不到辮子，不久就結束了「審訊」，向我表示歉意，要我在他們那裡睡一晚，就把我帶到下面拘留所去，從淩晨兩點到下午四點，整整關了十四個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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