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自傳(51)_學達書庫

五一

　　〖第六輯：日本之旅〗

　　【關於《神·鬼·人》】

　　最近我在看我的兩卷本《選集》的校樣。第一卷中選了我在日本寫的短篇小說《鬼》，它使我回憶起一些事情，我找出我的短篇集《神·鬼·人》，把另外的兩篇也讀了。

　　這三個短篇都是在日本寫成的。前兩篇寫於橫濱，後一篇則是我遷到東京以後四月上旬某一天的親身經歷。我是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下旬到橫濱的。我怎樣到日本去，在最近修改過的《關於〈長生塔〉》這篇文章裡已經講過了。至於為什麼要去日本？唯一的理由是學習日文。我十六、七歲時，就在成都學過日文。我兩個叔父在光緒時期留學日本，回國以後常常談起那邊的生活。我們對一些新奇事物也頗感興趣。後來我讀到魯迅、夏丐尊他們翻譯的日本小說，對日本文學發生愛好，又開始自學日文，或者請懂日語的朋友教我認些單字，學幾句普通的會話，時學時輟，連入門也談不上。一九三四年我在北平住了好幾個月，先是在沈從文家裡作客，後來章靳以租了房子辦《文學季刊》，邀我同住，我就搬到三座門大街十四號去了。我認識曹禺，就是靳以介紹的。曹禺在清華大學作研究生，春假期間他和同學們到日本旅行。他回來在三座門大街談起日本的一些情況，引起我到日本看看的興趣。這年七月我從北平回到上海，同吳朗西、伍禪他們談起，他們主張我住在日本朋友家裡，認為這樣學習日文比較方便。正好他們過去在東京念書時有一個熟人姓武田，這時在橫濱高等商業學校教中國話，他可能有條件接待我。吳朗西（不然就是《小川未明童話集》的譯者張曉天的兄弟張景）便寫了一封信給武田，問他願意不願意在家裡接待一個叫「黎德瑞」的中國人，還說黎是書店職員，想到日本學習日文，不久回信來了，他歡迎我到他們家作客。

　　於是我十一月二十四日（大概沒有記錯吧）到了橫濱。我買的是二等艙票，客人不太多，中國人更少，橫濱海關人員對二等艙客人非常客氣，我們坐在餐廳裡，他們打個招呼，也不要辦什麼手續，就請我們上岸。不用我著急，武田副教授和他的夫人帶著兩個女兒（一個七歲、一個五歲）打著小旗在碼頭等候我了。以後的情況，我在《關於〈長生塔〉》裡也講了一些，例如每天大清早警察就來找我，問我的哥哥叫什麼名字等等，每次問一兩句，都是突然襲擊，我早有準備，因此並不感到狼狽。我在當時寫的篇一個短篇《神》裡面還描寫了武田家的生活和他那所修建在橫濱本牧町小山坡上的「精緻的小木屋」。小說裡的長穀川君就是生活裡的武田君。我把長谷川寫成「一個公司職員，辦的是筆墨上的事」，唯一的原因是：萬一武田君看到了我的小說，他也不會相信長穀川就是他自己。這也說明武田君是一個十分老實的人。我的朋友認識武田的時候，他還不是個信佛念經的人。這樣的發現對我是一個意外。我對他那種迷信很有反感，就用他的言行作為小說的題材，我一面寫一面觀察。我住在他的家裡觀察他、描寫他，困難不大。只是我得留心不讓他知道我是作家，不能露出破綻，否則會引起麻煩。他不在家時，我可以放心地寫，不過也不能讓小孩覺察出來。因此我坐在寫字桌前，手邊總是放一本書，要是有人推門進屋，我馬上用書蓋在稿紙上面。但到了夜間他不休止地念經的時候，我就不怕有人進來打擾了。

　　那個時候我寫得很快，像《神》這樣的短篇我在幾天裡便寫好了。我自己就在生活裡面，小說中的環境就在我的四周，我只是照我的見聞和這一段經歷如實地寫下去。我住在武田君的書房裡，書房的陳設正如我在小說中描寫的那樣，玻璃書櫥裡的書全是武田君的藏書，他允許我隨意翻看，我的確也翻看了一下。這些書可以說明一件事實：他從無神論者變成了信神的人。至於他信奉的「日蓮宗」，念的「法華經」，我一點也不懂，我寫的全是他自己講出來的。對我來說，這一點就夠用了。我寫的是從我的眼中看出來的那個人，同時也用了他自己講的話作為補充。我不需要寫他的內心活動，生活細節倒並不缺乏，我同他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吃飯，他有客人來，我也不用避開。我還和他們一家同到附近朋友家作客。對於像他那樣的日本知識分子的日常生活，我多少瞭解了一點，在小說裡可能我對他的分析有錯誤，但是我用不著編造什麼。我短時期的見聞本身就構成了一個完整的故事。我在小說裡說：「在一個多星期裡看透了一個人一生的悲劇。」這是真話。在生活裡常有這樣的事，有時只需要一天、半天的見聞，就可以寫成一個故事，只要說得清楚，不違反真實，怎樣寫都可以，反正是創作，不一定走別人的老路，不一定要什麼權威來批准。

　　這個無神論者在不久之前相信了宗教，我看，是屈服於政治的壓力、社會的壓力、家庭的壓力。（武田君就說過：「在我們這裡宗教常常是家傳的。」）他想用宗教鎮壓他的「凡心」。可是「凡心」越壓越旺。他的「凡心」就是對現存社會秩序的不滿，這是壓不死、撲不滅的火焰。「凡心」越旺，他就越用苦行對付它，拚命念經啦，絕食啦，供神啦，總之用絕望的努力和垂死的掙扎進行鬥爭。結果呢，他只有「跳進深淵」去。我當時是這樣判斷的。事實上是不是這樣就難說了。我在武田君家裡不是像小說中描寫的那樣只住了一個多星期，我在那裡住了三個月光景。以後我在東京、在上海還接到他幾封來信。我現在記不清楚是在一九三六年下半年還是在一九三七年上半年，他來過上海，到文化生活出版社找過「黎德瑞先生」。他寫下一個地址，在北四川路，是他妹妹的家。當時有不少的日本人住在北四川路，但我在日本時，他妹妹不會在上海，否則他一定告訴我。我按照他留的地址去看他，約他出來到南京路永安公司樓上大東茶室吃了一頓晚飯。我們像老朋友似地交談，也回憶起在橫濱過的那些日子。

　　他似乎並未懷疑我的本名不是「黎德瑞」，也不打聽我的生活情況，很容易地接受了我所講的一切。他的精神狀態比從前開朗，身體也比從前好。我偶爾開玩笑地問他：「還是那樣虔誠地念經吧？」他笑笑，簡單地回答了一句：「那是過去的事情了。」他不曾講下去，我也沒有追問。我知道他沒有「跳進深淵」就夠了。以後我還去看望他，他不在家，我把帶去的禮物留下便走了。他回國後寄來過感謝的信。再後爆發了戰爭。抗戰初期我發表兩封《給日本友人》的公開信，受信人「武田君」就是他。一九四〇年我去昆明、重慶以後，留在上海的好幾封武田君的信全給別人燒毀了。現在我手邊只有一幅我和他全家合攝的照片，讓我記起曾經有過這樣的一個人。

　　我在小說裡描寫了武田君住宅四周的景物。可能有人要問這些景物和故事的發展有沒有關係？作者是不是用景物來襯托主人公的心境的變化？完全不是。我只是寫真實。我當時看見什麼，就寫什麼。我喜歡這四周的景物，就把它們全記錄下來。沒有這些景物，長穀川的故事還不是一樣地發展。

　　它們不像另一個短篇《鬼》裡面的海，海的變化和故事的發展、和主人公堀口君的心境的變化都有關係。沒有海，故事一時完結不了。小說從海開始，到海結束。

　　我在《鬼》裡描寫的也是武田君的事情。我寫《神》的時候，並沒有想到還要寫《鬼》。要不是幾次同武田君到海邊拋擲供物，我也不會寫出像《鬼》這樣的小說來。《神》是我初到橫濱時寫的，《鬼》寫於我準備離開橫濱去東京的時候，因此我把堀口君老實地寫作「商業學樣的教員」，就是說我不怕武田君看到我的小說疑心我在寫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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