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自傳(34)_學達書庫

三四

　　我的努力剛開始就失敗了。又多了一個犧牲者。我痛苦，我憤慨，我不肯認輸。在亮光刺眼、噪音震耳、五顏六色的滾滾人流中，我的眼前不斷出現我祖父和大哥的形象，祖父是在他身體健康、大發雷霆的時候，大哥是在他含著眼淚向我訴苦的時候。死了的人我不能使他復活，但是對那吃人的封建制度我可以進行無情的打擊。我一定要用全力打擊它。我記起了法國革命者喬治·丹東的名言：「大膽，大膽，永遠大膽。」大哥叫我不要「怕」。他已經去世，我更沒有顧慮了。回到寶光裡的家，我拿起筆寫小說的第七章《舊事重提》，我開始在挖我們老家的墳墓。空閒的時候我常常翻看大哥寫給我和三哥的一部分舊信。我在《家》以及後來的《春》和《秋》中都使用了不少舊信裡提供的材料。同時我還在寫其他的小說，例如中篇《霧》和《新生》，大約隔一星期寫一次《家》。寫的時候我沒有遇到任何的困難。我的確感覺到生活的激流向前奔騰，它推著人物行動。高老太爺、覺新、覺慧，這三個主要角色我太熟悉了，他們要照自己的想法生活、鬥爭，或者作威作福，或者忍氣吞聲，或者享樂，或者受苦，或者勝利，或者失敗，或者死亡……他們要走自己的路，我卻堅持進行我的鬥爭。我的最大的敵人就是封建制度和它的代表人物。我寫作時始終牢牢記住我的敵人。我在十年中間（一九三一到一九四〇）寫完《激流三部曲》。下筆的時候我常常動感情，有時丟下筆在屋子裡走來走去，有時大聲念出自己剛寫完的文句，有時歎息呻吟、流眼淚，有時憤怒，有時痛苦。《春》是在狄思威路（溧陽路）一個弄堂的亭子間裡開了頭，後來在拉都路（襄陽路）敦和裡二十一號三樓續寫了一部分，最後在霞飛路霞飛坊五十九號三樓完成，那是一九三六年到一九三七年的事。《秋》不曾在任何刊物上發表過，它是我一口氣寫出來的。一九三九年下半年到第二年上半年，我躲在上海「孤島」（日本軍隊包圍中的租界）上，主要是為了寫《秋》。人們說，一切為了抗戰。我想得更多，抗戰以後怎樣？抗戰中要反封建，抗戰以後也要反封建。這些年高老太爺的鬼魂就常常在我四周徘徊，我寫《秋》的時候，感覺到我在跟那個腐爛的制度作拼死的鬥爭。在《家》裡我的矛頭針對著高老太爺和馮樂山；在《春》裡我的矛頭針對著馮樂山和周伯濤；在《秋》裡我的矛頭針對著周伯濤和高克明。

　　對周伯濤，我懷著強烈的憎恨。他不是真實的人，但是我看見不少像他那樣的父親，他的手裡緊緊捏著下一代人的命運，他憑個人的好惡把自己的兒女隨意送別屠常當時我在上海的隱居生活很有規律，白天讀書或者從事翻譯工作，晚上九點後開始寫《秋》，寫到深夜兩點，有時甚至到三、四點，然後上床睡覺。我的三哥李堯林也在這幢房子裡，住在三樓亭子間，他是一九三九年九月從天津來的。第二年七月我再去西南後，他仍然留在上海霞飛坊，一直到一九四五年十一月我回上海送他進醫院，在醫院裡他沒有活到兩個星期。他是《秋》的第一個讀者。我一共寫了八百多頁稿紙，每次寫完一百多頁，結束了若干章，就送到開明書店，由那裡發給印刷所排櫻原稿送前我總讓三哥先看一遍，他有時也提出一兩條意見。我五月初寫完全書，七月中就帶著《秋》的精裝本坐海船去海防轉赴昆明了。我今天向一些年輕書怎麼這樣快，這樣容易。但事實畢竟是事實。

　　【關於《海底夢》】

　　我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上旬從法國回到上海。當時在開明書店工作的朋友索非正要結婚，就同我一起在閘北寶山路寶光裡內租了房子，索非夫婦住在樓上，我住樓下，二房東住亭子間。過了不多久，二房東回到鄉下，把亭子間也讓了給我們。我在寶光裡十四號一直住到一九三二年一月下旬，像《家》、《霧》、《新生》（初稿）等等都是在這裡寫成的。索非比我早離開，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後，閘北區內幾次流傳日軍侵犯的謠言，索非的第二個孩子快要出世，為了方便，他們全家搬到提籃橋開明書店附近去了。

　　我留在寶光裡。整幢房子裡只有我一個人，我便搬到樓上，把樓下當作飯廳。原來那個給我們燒飯洗衣的中年娘姨住在樓下，給我作飯、看家。她會裁剪縫補，經常在樓下替別人做衣服。

　　在這幾個月裡面我寫完了《家》，翻譯了巴基的中篇小說《秋天裡的春天》。在這幾個月裡面，我到浙江長興煤礦去住了一個星期。有一個姓李的朋友到上海出差，在馬路上遇到我。他在長興煤礦局作科長，他講了些那邊的情況，約我到他那裡作客。他和我相當熟，我聽說可以下煤坑看看，就一口答應，第二天我同他搭火車去杭州轉湖州再轉長興去。當時我完全沒有想到寫小說，否則我就會在那裡多住幾個星期，記錄下一些見聞。我記得有一本左拉的傳記講左拉為了寫《萌芽》在礦山調查了六個月。一九三三年我答應在一份刊物上發表連載小說，我也寫了《萌芽》，可是我就只有儲存在腦子裡的那麼一點點材料。到了沒有辦法時，回避不行我只好動手編造了。

　　在長興沒有多住，有一個原因就是我在上海還有一個沒有人照管的「家」。那個娘姨只知道替別人做衣服掙錢，附帶給我看看門，別的事她就辦不了。她不會把我的東西搬光，這個我可以相信，而且我除了書，就只有一些簡單的家具，一部分還是索非的。但是離開「家」久了，可能會耽誤事情，我總有一點不放心。

　　去長興是第一次，第二次就是去南京，時間晚一點，是一九三二年一月下旬，二十四五日。這一次是友人陳范予寫信約我去的。陳範予就是我在《關於〈春天裡的秋天〉》裡提到的朋友陳，我後來還寫過《憶范兄》紀念他。那個時候他到南京工作不久，他告訴我，我們共同的朋友吳克剛（他在河南百泉教書），最近來了南京，我還有一個好朋友在中央研究院工作，他就是在巴黎同我住了幾個月的衛惠林。我也想去看看他。我得到陳的信，立刻決定到南京去玩幾天。當時我的表弟高惠生在浦東中學念書，寒假期間住在我這裡，我走了，有他替我照管房子。我上了去南京的三等車廂，除了臉帕、牙刷以外，隨身帶了一小疊稿紙，是開明書店印的四百字一頁的稿紙，上面寫了不到三頁的字，第一頁第一行寫著一個題目：《海底夢》。第二行就是這樣的一句：「我又在甲板上遇見她了，立在船邊，身子靠著鐵欄杆，望著那海。」

　　這是一篇小說的開頭。是我去南京的前兩天寫的。但是我當時並沒有考慮過什麼題材，寫怎樣的故事。我應該怎樣往下寫，我也沒有想過。我只有一個想法：寫海，也寫一個女人。就只有這麼一點點。我後來在《序》上說我「開始寫了這個中篇小說的第一節」，這是籠統的說法，其實那時我並未想到把它寫成中篇，而且也不曾想過要寫一篇抗日的小說，我去南京的時候不可能寫完第一節，因為第一節的後半已經講到楊的故事了，楊就是小說裡那個在抗日鬥爭中犧牲的「英雄」。

　　我把這一小疊稿紙塞在衣服口袋裡帶到南京，本來有爭取時間寫下去的打算。可是我在南京旅館裡住了幾天，一個字也沒有寫，我哪裡有拿筆的時間。一月二十八日的夜晚我按照預定的計劃坐火車回上海。火車開到丹陽，停下來，然後開回南京。上海的炮聲響了。日本軍隊侵入閘北，遭到我國十九路軍的抵抗。不宣而戰的戰爭開始了。

　　這樣我被迫重到南京，在旅館裡住下來，然後想盡方法搭上長江輪船回到上海。這一段時期的生活情況，我都寫在《從南京回上海》這篇文章裡面，而且很詳細。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