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自傳(32)_學達書庫

三二

　　他們大清早沖進了局長（或者叫「經理」）的寢室，當著妻子的面打死了丈夫。我的朋友當時聽到消息，打開房門，正要出去，看見有人奔向他的房間，馬上退回關上房門，又拉過方桌將門抵祝外面的人推不開房門，也就走了。所謂的「土匪」在礦山只待了很短的時間，軍隊開到他們就散了，又說是遠走了。我在礦山的時候，人們還暗暗擔心「土匪」會再來。新的局長（或經理）剛剛就職，同事們正為他舉行賀宴，朋友要我參加，我推辭了。小說的那個勝利的「結尾」便是根據上面的真實的故事想出來的。礦局職員口中的「土匪」很可能是起義的工人。

　　《新生》發表以後，我幾次想寫它的續篇《黎明》，一直沒有動筆。一九四七年《寒夜》出版了，我又想到預告了多年的《黎明》，我打算在那一年內完成它。可是我考慮了好久，仍然不敢寫一個字。我自己的腦子裡還沒有一個比較明確、比較具體的未來社會的輪廓，我怎麼能寫那個時候人們的生活呢？我找了幾本西方人講烏托邦的書，翻看了一下，覺得不對頭，我不想在二十世紀的四十年代寫烏托邦的小說。因此我終於把《黎明》擱了下來。這是十四年前的事。我現在談《新生》，又想到了那個未了的舊債，我的思想活動了，信心也有一些了。我覺得在新社會裡試一試過去幹不了的那個工作，也不見得毫無成功的可能，至少方向明確了，道路清楚了。今天拿起筆寫未來社會、理想社會，絕不會像在寫童話；正相反，我會覺得自己在寫真實的生活，在寫明天便要發生的事情，多麼親切，多麼新鮮，多麼令人興奮。我真想試一試，而且我相信一定會得到我寫從《滅亡》到《寒夜》十四卷文集的當時所未曾有過的「寫作的快樂」。

　　【關於《激流》】

　　《春夢》你要寫，我很贊成；並且以我家人物為主人翁，尤其贊成。實在的，我家的歷史很可以代表一切家族的歷史。我自從得到《新青年》等書報讀過以後，我就想寫一部書。但是我實在寫不出來。現在你想寫，我簡直喜歡得了不得。我現在向（你）鞠躬致敬，希望你有餘暇把他（它）寫成罷，怕甚麼。《塊肉餘生述》若（害）怕，就寫不出來了。

　　整整五十年過去了。這中間我受過多少血和火的磨練，差一點落進了萬丈深淵，又仿佛喝過了「迷魂湯」，記憶力大大地衰退，但是在我的腦子裡大哥的消瘦的面貌至今還沒有褪色。我常常記起在成都正通順街那個已經拆去的小房間裡他含著眼淚跟我談話的情景，我也不曾忘記一九二九年在上海霞飛路（淮海路）一家公寓裡我對他談起寫《春夢》的情景。

　　倘使我能夠挖開我的記憶的墳墓，那裡埋著多少大哥的訴苦埃為我大哥，為我自己，為我那些橫遭摧殘的兄弟姐妹，我要寫一本小說，我要為自己，為同時代的年輕人控訴，伸冤。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回國途中，在法國郵船（可能是阿多士號，記不清楚了）四等艙裡，我就有了寫《春夢》的打算，我想可以把我們家的一些事情寫進小說。一九二九年七、八月我大哥來上海，在閒談中我提到寫《春夢》的想法。我談得不多，但是他極力支持我。後來他回到成都，我又在信裡講起《春夢》，第二年他寄來了上面引用的那封信。《塊肉餘生述》是狄更斯的長篇小說《大衛·考伯菲爾》的第一個中譯本，是林琴南用文言翻譯的，他愛讀它，我在成都時也喜歡這部小說。他在信裡提到《塊肉餘生述》，意思很明顯，希望我沒有顧忌地把自己的事情寫出來。我讀了信，受到鼓舞。我有了勇氣和信心。我有十九年的生活，我有那麼多的愛和恨，我不愁沒有話說，我要寫我的感情，我要把我過去咽在肚裡的話全寫出來，我要撥開我大哥的眼睛讓他看見他生活在什麼樣的環境裡面（那些時候我經常背誦魯迅先生翻譯的小說《工人綏惠略夫》中的一句話：「可怕的是使死骸站起來看見自己的腐爛……」我忍不住多次地想：不要等到太遲了的時候）。

　　過了不到一年，上海《時報》的編者委託一位學世界語的姓火的朋友來找我，約我給《時報》寫一部連載小說，每天發表一千字左右。我想，我的《春夢》要成為現實了。我沒有寫連載小說的經驗，也不去管它，我就一口答應下來。我先寫了一篇《總序》，又寫了小說的頭兩章（《兩兄弟》和《琴》）交給姓火的朋友轉送報紙編者研究。編者同意發表，我接著寫下去。我寫完《總序》，決定把《春夢》改為《激流》。

　　故事雖然沒有想好，但是主題已經有了。我不是在寫消逝了的渺茫的春夢，我寫的是奔騰的生活的激流。《激流》的《總序》在上海《時報》四月十八日第一版上發表，報告大哥服毒自殺的電報十九日下午就到了。還是太遲了。不說他一個字不曾讀到，他連我開始寫《激流》的事情也不曉得。按照我大哥的性格和他所走的生活道路，他的自殺是可以料到的。

　　但是沒有挽救他，我感到終生遺憾。

　　我當時住在閘北寶山路寶光裡，電報是下午到的，我剛把第六章寫完，還不曾給報館送去。報館在山東路望平街，我寫好三四章就送到報館收發室，每次送去的原稿可以用十天到兩個星期。稿子是我自己送去的，編者姓吳，我只見過他一面，交談的時間很短，大概在這年年底前他因病回到了浙江的家鄉，以後的情況我就不知道了。《激流》從一九三一年四月十八日起在《時報》上連載了五個多月。九·一八瀋陽事變後，報紙上發表小說的地位讓給東北抗戰的消息了。《激流》停刊了一個時期，報館不曾通知我。後來在報紙上出現了別人的小說，我記得有林疑今的，還有沈從文的作品（例如《記胡也頻》），不過都不長。我的小說一直沒有消息，但我也不曾去報館探問。我有空時仍然繼續寫下去。我當時記憶力強，雖然有一部分原稿給壓在報館裡，我還不曾搞亂故事情節，還可以連貫地往下寫。這一年我一直住在寶光裡，那是一幢石庫門的二層樓房。在這裡除了寫《激流》以外，我還寫了中篇小說《霧》和《新生》以及十多個短篇。起初我和朋友索非夫婦住在一起，我在樓下客堂間工作，《激流》的前半部是在客堂間裡寫的。九·一八事變後不久索非一家搬到提籃橋去了，因為索非服務的開明書店編譯所早已遷到了那個地區。寶光裡十四號裡就只剩下我一個人，還有那個給我做飯的老娘姨。這時我就搬到了二樓，樓上空闊，除了床，還有一張方桌，一個凳子，加上一張破舊的小沙發，是一個朋友離開上海時送給我的，這還是我頭一次使用沙發。我的書和小書架都放在亭子間裡面。《激流》的後半部就是在二樓方桌上寫完的。這中間我去過一趟長興煤礦，是一個姓李的朋友約我同去的，來回一個星期左右。沒有人向我催稿，報紙的情況我也不清楚。但是形勢緊張，謠言時起，經常有居民搬進租界，或者遷回家鄉。附近的日本海軍陸戰隊隨時都可能對閘北區來一個「奇襲」。我一方面有充分時間從事寫作，另一方面又得作隻身「逃難」的準備。此外我發現慢慢地寫下去，小說越寫越長，擔心報館會有意見，還不如趁早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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