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自傳(31)_學達書庫

三一

　　所以我當時興奮多於痛苦，不吃力，卻感到痛快。雖然前半部中仍然充滿陰鬱的調子，但大半是過去心境的追憶和舊日文字的默寫，我腦子裡常常響著一個聲音，就是我在《春天裡的秋天·序》中說的：「這應該終結了。」「這」字指的是不合理的社會制度。我在那篇序文的結尾甚至說：「向著這垂死的社會發出我的堅決的呼聲『我控訴』。」我這樣說，未免太狂妄。我除了一管幼稚、無力的禿筆，什麼武器也沒有，又不曾找到正確的革命理論把自己武裝起來，而且整天關在屋子裡寫文章，不參加實際的鬥爭，我怎麼能夠損害我的敵人呢？我當時也知道自己的弱點，我始終沒有能夠解決自己的矛盾，反而放任矛盾發展下去。我不斷地說，我要放棄文學生活（寫作的確帶給我不少的痛苦，像我在《靈魂的呼號》中所說的那樣），可是我反而捏緊筆讓自己越陷越深；我因為「在白紙上寫黑字廉價地浪費了年輕的生命」而感到不幸，而不斷地訴苦，可是我反而日也寫、夜也寫，愈寫愈多，好像一旦放下筆我的生命就會從此完結。我寫完《新生》第二稿後，兩個多月便寫了像《靈魂的呼號》那樣的訴苦文章。《新生》的第二稿裡當然也有我自己的那些矛盾。不過倘使我的記憶力不算太壞，那麼《新生》第二稿中陰鬱的調子比第一稿中的淡了些；第二稿的字數也稍微多了些，大約增加了萬把字罷：全書一共三篇，第一篇加了些，第二篇減了些，第三篇只有一句話，還是從《約翰福音》中引來的，為此不增也不減；至於增減了些什麼，我當時就記不清楚，現在更說不上來了。

　　我再仔細一想，第二篇中減少的可能是李冷在禾山牢房裡回憶往事的片段，這不是我有意刪去的。我記得我曾經在一篇文章裡說過，《新生》的第二篇是根據一個朋友的日記寫成的，這是真話。我寫第二稿的時候，那本獄中日記還在我的手邊，可是後來卻找不到了。我不知它是在我幾次遷居中遺失了，還是朋友把它拿了回去，因為那位朋友並不曾遭槍決，他讓熟人花了點錢保釋出來了。我把朋友的經歷借給李冷，但是我還得把一、二兩篇連接起來，把人物的性格統一起來，因此我雖借用了一些事實，卻無法借用文字，我還得加上李冷自己的東西，回憶往事的片斷便是這樣地加上去的。

　　這種地方可多可少，我第一次從容地執筆，構思的工夫較多，便寫得長些，第二次我一口氣寫下去，當然容易跳過一些不重要的細節。但是當時如果沒有朋友的日記，我絕不可能想到資本家勾結軍閥所幹的殺害工人的勾當和在禾山進行的事情。這些事實在第二稿中也不會有多大的改變。連王炳這個人也是原來有的，我不過改變了他的姓名和結局。他既不曾越獄逃走，更沒有中彈身亡。原來的日記裡也有那個同情「犯人」的北方看守。「用駁殼槍打死三個，得賞十元」的話也是從日記裡抄下來的。我增加的只是他奉命槍斃李冷的事情。我增加的還有李冷就義前那個「把個體的生命聯繫在群體的生命上……在人類的向上繁榮中找到個人的新生」的信念。這個信念不僅是李冷的，它也是我的。儘管我的作品裡有多少「陰鬱性」，儘管我常常沉溺在個人的感情裡，儘管我有時感覺到「孤寂」和「空虛」，甚至發出「靈魂的呼號」，可是我始終不曾失去這個信念。因此我才沒有讓「絕望」和「悲觀」壓倒，我才相當健康地（我指的是身體，不是思想）活到現在。我在充滿矛盾的痛苦生活中不斷地叫嚷：「我不怕，我有信仰。」我憑藉的便是這個。

　　我兩次寫了李冷的「新生」，我自己在感情上也得到一些鼓舞。但是我既不曾走到「滅亡」的邊緣，也沒有得到「新生」的光明。所以我一直在無數的矛盾中間苦苦地掙扎。《新生》以後的許多作品都是在這樣的掙扎中寫成的。例如一九三三年寫成的《萌芽》（後來改名為《雪》），這個中篇也暴露了我的思想、感情上的矛盾。我在寫作的時候，宣洩了自己的感情，我當時的確有鮮明的愛憎：一方面是作威作福、荒淫無恥，另一方面是辛勤勞動、受辱受苦。我當初寫了兩個不同的「結尾」——一個是：工人的起義勝利了，曹科員夫婦搭火車離開了大煤山，男的說：「我不能等著看他們滅亡……所以我走了……」；另一個是：工人的起義給鎮壓了，曹科員夫婦離開了大煤山，在車上男的說：「倘使趙科員能夠活起來……他又會責備我逃避現實了。他真倔強，臨死……還說種子已經落在地下……」在兩個「結尾」中，女的都是「低聲歎了一口氣慢慢地說：『這幾個月就像做了一場夢，可怕的夢。……現在落雪了。』……」調子是同樣地低沉。雖然我是在批評那一對改良主義的年輕夫婦，可是我無意地把他們的思想感情向讀者宣傳了，可能有一些讀者會受到感染。

　　為什麼會這樣呢？我剛才還說過我是相信未來的光明的。

　　但是從當時到那未來的光明究竟要走多長的路？而且怎樣才能夠走到？我自己卻茫然了。所以在我的作品中，黑暗給暴露了以後，未來的光明卻被寫成了渺茫的希望，當然不會有昂揚的調子了。在《雪》的「結尾」中只有「種子已經落在地下」這句話。在《砂鬥的「結尾」裡我也只寫了「……到將來一切都翻轉過來的時候。那個時候是會到來的……」這樣的希望。在《新生》第二稿之前完成的中篇小說《砂鬥的調子更低沉。砂丁們的靜悄悄的慘死和少女的徒然的等待……小說帶給讀者的，不是哀愁大於希望麼？我說過，我也想過，我要用筆做武器，控告不合理的舊社會，可是在我不少的小說中我都充當了束手無策、搖頭歎息的旁觀者的腳色。

　　《砂鬥》是根據一位朋友的談話，加上我自己大膽的想像寫成的。當時我沒有到過雲南的個舊，也不曾看見一個砂叮我那位朋友在礦上住過一個短時期，他親眼看見砂丁們受到的非人的待遇，他不能夠在那個「人間地獄」裡待下去，後來就跑到上海來了。他對我談了不少，他談的只是砂丁們的生活。故事是我編造的。我的同情，我的憤怒……逼著我拿起筆，替那般「現代的奴隸」喊冤。我沒有實際的生活，甚至連背景也不熟習，因此我只好憑空造出一個「死城」來。小說出版後二十八年，我才到了我從前寫的那個城市和礦山。去年三月在個舊迎接我的卻是金湖上一片燦爛的陽光和一個欣欣向榮的現代城市。「砂侗已經成了歷史上的名詞，我只能在文化館的「礦工今昔展覽室」裡看到我所描寫的那種生活了。

　　我在《雪》裡寫的是浙江長興煤礦工人的生活。背景是真實的，人物和故事卻是編造的。我一九三一年初冬同一位朋友坐小火車到過那個礦山，在那裡住了一個星期。朋友在礦局當科長，我作為他的客人在礦山得到不少的方便。我一天到處看看，還跟著一個機工下窯去待了兩個多鐘點。在這個窯裡，一個多月前發生過一次爆炸事件，死了十五個人，要不是靠那位朋友幫忙，我一定下不去了。我並非去找小說材料，我只是想嘗嘗生活的各種味道，體驗體驗生活。過了兩年我答應別人寫一部連載小說，才想到了這個題材。我可以說是充分地利用了兩年前的「生活體驗」，我把知道的全寫進小說裡了。不知道的能避開就避開，沒法避開的只好靠自己編造。我那個朋友早已離開長興，我無法再到礦山去體驗生活，連參觀的機會也得不到，我怎麼能夠寫得更真實呢？我平日同工人接觸的機會極少，那一個星期中間雖然常同礦工們交談，但是談得不深，我又沒有把談話記錄下來，兩年後我要塑造工人的形象，當然連「貌似」也辦不到了。小說最後礦工們的起義，不用說也是出自我的想像。不過當初我在礦山作客的時候，也曾聽見朋友講起兩個月前（？）「土匪」打進礦局的故事。他說是「土匪」，又說裡面有開除了的礦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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