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自傳(15)_學達書庫

一五

　　家裡平日敬神的時候，我也會設法躲開。我為了這些事情常常被人嘲笑，但我始終要照自己的意思做。如今我想起來，這也許是對於禮儀的一種消極的反抗罷。

　　六叔，二哥，香表哥三個合作辦了一份小說雜誌，名稱似乎就是「十日」，一個月出三本，每本用複寫紙印了五六份。

　　我是這雜誌的第一個訂閱者。大哥允許把他的一篇最得意的哀情小說在雜誌的第一期上面發表了，所以他們也送他一份，還有一個奉表哥也投了一篇得意的稿子。

　　在我們家裡大哥是第一個寫小說的人。他的小說是以「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群鶯亂飛」的舊句開始的；奉表哥的小說是以「杏花深處，一角紅樓」的句子開始的。接著就是「斗室中有一女郎在焉。女郎者何，×其姓，××其名」，諸如此類的公式文章。把女郎兩個字改作「少年」就成了另一篇小說。小說的結局離不掉情死，後面還有一對情人的絕命書。

　　我對於《十日雜誌》上的千篇一律的才子佳人的哀情小說感不到大的興味。而且我親眼看見他們寫小說時分明擺了好幾本書在抄襲，這些書有尺牘，有文選，有筆記，有上海新出的流行小說和雜誌。小說裡每段描寫景物的四六句子，照例是從尺牘或文選上面抄來的。他們寫小說並不費一點力。

　　不過對於那三個創辦雜誌的人的抄錄，裝訂，繪圖的種種苦心我卻是很佩服的。

　　這雜誌出版了三個月，我只花了九個銅元的訂閱費，就得了厚厚的九本書。

　　民國六年春天成都發生了第一次的巷戰。在七天的巷戰中我看見了種種可怕的流血的景象。

　　在這時候二叔的兩個兒子，二哥和五弟突然患著喉症死了。我在幾天的工夫失掉了兩個同伴。

　　他們本來可以不死的，但因為街上斷絕了行人，請不到醫生來診治，只得讓他們躺在家裡，看著病一天天地加重。等到後來兩個轎夫背著他們跨過戰壕，冒著槍林彈雨趕到醫院時，他們已是奄奄一息了。

　　戰事剛停止，我和三哥也患了喉症。我們的病還沒有好，父親就病死了。

　　父親也是最愛我的。他平時常常帶著我一個人到外面去玩。就在他病中他聽說我的病好得多了，他要看我，便叫我到他的房裡去。

　　我到了床前，跪在踏腳凳上，望著他的憔悴的臉，叫了一聲「爹」。

　　「你好了？」他伸出手撫摩我的頭。「你要乖乖的。不要老是拼命叫羅嫂。羅嫂。你要常常來看我呀。」羅嫂是在我們病中照料我們的那個老女傭。

　　父親微笑了，眼裡卻有淚珠在發亮。

　　「好，你回去休息罷。」過了半晌父親這樣吩咐了一句。

　　第三天父親就去世了。當他第一次暈過去的時候，我們圍在床前哭喚他。他居然慢慢兒醒了轉來。我們以為他不會死了。

　　但是不到一刻鐘光景他又開始在床上抽氣了。我們看著他一秒鐘一秒鐘地死下去。

　　於是我們的環境馬上就改變了。好像發生了一個驚天動地的劇變。

　　滿屋子都是哭聲。

　　晚上我和三哥坐在房間裡，望著黯淡的清油燈光落淚，大哥忽然跑進來，在床沿上坐下去，哭著說：「三弟，四弟，我們……如今……沒有……父親………了……」

　　我們弟兄三個抱頭大哭起來。

　　自從父親討了繼母進來以後我們就搬到左邊廂房裡祝後來祖父吩咐把我們緊隔壁的那間停過母親靈柩的簽押房裝修好，做了大哥結婚時的新房。大哥和嫂嫂就住在我們的隔壁。

　　這時候嫂嫂在隔壁聽見了我們的哭聲，便過來勸慰大哥。

　　他們夫婦低著頭慢慢地出去了。

　　埋葬了父親以後我心裡更空虛了。我常常躑躅在街頭，我總覺得父親是在我的前面，仿佛我還是依依地跟著父親走路，因為父親平時不大喜歡乘轎，常常帶了我在街上慢步閑走的。

　　但是一走到擁擠的街心，和來往的人爭路時，我才明白我是孤另另的一個人。

　　從此我就失掉了人一生只能夠有一個的父親，而且在我們弟兄中間我又是一個最蒙著他的愛的孩子。

　　父親死後成都又發生了一次更厲害的巷戰。結果全城的房屋被燒毀了一半。我們受了更大的驚惶，卻還沒有什麼物質上的損失。

　　我們自然有飯吃，不過缺少了蔬菜。

　　在馬房裡轎夫們喝著燒酒嚼著幹鍋魁（大餅）來充塞肚裡的饑餓，那情景是有些悲慘的。

　　槍炮聲、火光，流血、殺人，以及種種酷殘的景象。而且我們被迫著時時在死的邊沿上盤旋。……巷戰不久就停止了。然而從這時候起時局就永遠繼續著混亂下去。那軍閥割據的局面到現在還沒有打破。

　　我的生活比較變得憂鬱起來。我便把全個心放到書本上去，想從那裡得一些安慰。

　　三哥已經進了中學，但父親一死，我的進中學的希望便斷絕了。祖父從來就不贊成送子弟進學校讀書。現在又沒有人出來給我幫忙。

　　我便自動地跟著香表哥開始讀英文。每天晚上他到家裡來教我，不要一點酬報，這樣繼續了三年。他還教我知道一點各種科學的根底，直到祖父死後我和三哥考進了外國語專門學校的時候。

　　香表哥是一個極真摯極聰明的青年。當時像他那樣的學識在我們親戚中間已經算是很難得的了。然而家庭束縛了他，使他至今還在生活負擔下面不斷地發出絕望的呻吟，浪費地犧牲了他的有為的青春。

　　但是提起他我卻不能不充滿了感激。對於我的智力的最初發展有幫助的兩個人中的一個就是他。還有一個是大哥，大哥買了不少的新畫報，使我能夠貪婪地讀完了它們。而且我能夠和三哥一塊兒離開成都到上海，以及後來我能夠一個人到法國去讀書，大半是靠著他的力量。雖為著法國的事情我和他曾經起了大的爭執，但他終於順從了我的意思。

　　在我的心裡永埋著對於這兩個人的深的感激。我本來是一個愚笨的，孤僻的孩子。要是沒有他們的幫助，也許我至今還是一個愚笨的，孤僻的孩子。

　　父親一死，我的家庭生活就漸漸變得苦痛了。他的死仿佛給我撥開了另一隻眼睛，使我看清楚了這個富裕的大家庭的另一個面目。

　　對於我這個富裕的大家庭變成了一個專制的大王國。在和平的，愛的表面下我看見了仇恨的傾軋和鬥爭；同時在我的渴望著自由發展的青年的精神上，「壓迫」像一個沉重的石塊重重地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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