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之父蔡元培(146)

一四六

　　五十年中，馬克思之學說所給予世界之影響至為重大，而五十年來世人對於馬克思，無論其為憎為愛，為毀為譽，而於馬克思之為一偉大之思想家，為近世科學之社會主義之始祖，則殆無人否認。近年來我國以反對共產黨之故，輒聯而及於馬克思之思想與學說，而且言者有罪，研究者亦有罪，此種觀念，亟應打破。

　　他其實並不信仰馬克思主義，他無非是想衝破那道不許宣傳「與三民主義不相容之主義」的禁令，重新倡導思想自由的民主原則。

　　他是位學者，只能以學者的方式抗議。他先後在1934年發表了《我在北京大學的經歷》和《我在教育界的經驗》兩篇重要的自傳體文章。還在夏天寫下了《吾國文化運動之過去與將來》，公開讚揚新文化運動是歐洲的文藝復興，是中華民族的希望。當上海良友圖書公司準備編選一套《中國新文學大系》，青年編輯趙家壁跑來約稿，說魯迅、茅盾和郁達夫建議這套煌煌巨著惟蔡先生才有資格書寫總序時，他欣然答應，認為這是對當時的復古倒退思潮的一個有力反擊。這年夏天，蔡先生避暑青島，揮汗寫下了長達二萬多字的序文。當趙家壁從郵局收到掛號寄來的稿件時，還收到他的一封親筆信。信中表示天氣炎熱，交稿期遲了幾天，希望不要影響全書的出版。而信尾的一段話，卻如燈火照亮了漫漫長夜：

　　「中國的文藝復興，自五四運動以來不過十五年，新文學運動體現的科學精神、民主思想以及表現個性的藝術，均尚在進行中。但是我國歷史、現代環境，督促我們，不得不有奔騰絕塵的猛進。吾人自期，至少應以十年的工作，抵歐洲的百年。相信在第二個第三個十年裡，中國一定會產生出自己的拉斐爾和莎士比亞等人類文化巨匠。」

　　當樣書出來時，趙家壁最先送去給蔡先生看。先生撫摸著深藍燙金布脊，配在灰色紙面上的精裝本時，臉上露出了滿意的笑容。他又鼓勵這位年輕人，有可能應編比這更重要的翻譯作品的結集，把它作為姐妹篇，那將是多美啊！趙家壁是位有心人，又開始奮戰了一年多，終於落實了《世界短篇小說大系》十卷本的編輯計劃。他又跑去研究院拜見蔡先生，想請他寫篇短序。當時蔡先生大病初愈，剛剛出院，醫生規定每天辦公一小時，絕對不能見客。當他請門房通報姓名後，一位秘書出來招呼，輕聲地關照：「先生今天破例，談話請以十分鐘為限。」正在這時候，蔡先生已推門進來了。見他雖面容蒼白，仍精神矍鑠，一見面就緊緊握住年輕人的手，說你們做了一件有意義的好事，還一口答應撰寫短序。正當先生談興正濃時，秘書已進門向他暗示。他知道不應過度消耗老人的精神，忙起身告辭。大約三天之後，先生就派人送來了一篇短序。

　　我們的蔡先生實在太累了，他怎能不累呢？在他生命的最後歲月裡，內心承受著多麼沉重的苦難和責任啊！他畢竟是本世紀中國現代教育和科學事業的奠基者，隨著梁啟超、章太炎的相繼過世，他成了當時文化界惟一能領袖群倫的精神導師。但他畢竟垂垂老矣，而在這苦風淒雨的亂世裡，要找他幫忙和關心的人和事也實在太多了。為了集中精力辦好中央研究院，創建第一屆評議會，他終於無奈地在七十壽辰前發表了一份啟事，宣佈辭去一切社會兼職，停止接受寫作，停止介紹職業。雖然他也明知這只是一紙空文，但是他確實感到自己老了，有點累了。

　　當他的七十歲生日即將來臨時，他的學生和朋友突然惶恐起來。先生為國家和民族奉獻了一生，但至今連一所自己的房屋都沒有。蔣夢麟和胡適等人出於對先生的敬重，發出了集款建屋祝壽的倡議，一下就得到各地幾百位名流的響應。這則新聞在當時的報紙上廣為流傳，尤其是北大校長蔣夢麟的獻壽函，令一些為富不仁者聞言失色。

　　我們都是平日最敬愛先生的人，知道明年一月十四日，是先生七十歲的壽辰，我們都想準備一點賀禮，略表我們敬愛的微意。我們覺得我們要送一件禮物給一位師友，必須選他最缺少的東西。我們知道先生為國家，為學術，勞瘁了一生，至今還沒有一所房屋，所以不但全家租人家的房子住，就是書籍，也還分散在北平、南京、上海、杭州各地，沒有一個歸攏度藏的地方。因此，我們商定這回獻給先生的壽禮，是先生此時最缺少的一所可以住家藏書的房屋……現在我們很恭敬的把這一點微薄的禮物獻給先生，很誠懇的盼望先生接受我們這一點誠意！我們希望先生把這所大家獻奉的房屋，用作頤養、著作的地方；同時這也可看作社會的一座公共紀念坊，因為這是幾百個公民用來紀念他們最敬愛的一個公民的。我們還希望先生的子孫和我們的子孫，都知道社會對於一位終身盡忠于國家和文化而不及其私的公民，是不會忘記的。

　　現在輪到我們的蔡先生惶恐了，他從來只知道付出，而沒有接受饋贈的習慣。他起先堅決不願意，還說伯夷築室，供陳仲子居住，仲子怎麼敢當呢？但是經再三勸說，朋友們要他把這看作是對一種精神的獎勵，他也只好勉強答應了。

　　雖然因為抗戰的爆發，很快就淞滬淪陷，建屋之舉未能實現。但在朋友為他舉辦的祝壽晚會上，當馬君武代表大家致詞，以普法戰爭時德國的一些大英雄都是在七十歲以上建功立業為例，希望先生要不以為老，領導同人努力救國時，蔡先生也激昂地以孔子「五十志學」為例勉勵自己，深情地表示：

　　「人到七十，只不過多活幾年而已。如果人以一百二十歲為上壽，八十歲為下壽，我今年正好七十歲，實談不上壽。惟馬先生要我不以為老，努力救國，我極願意接受。」

　　就在那天的晚上，馬相伯老人書寫壽字立軸相贈，中央研究院的同人獻上了熱情洋溢的長篇祝詞。最令他感動的還是上海音專的學生們，用一曲《敬祝蔡院長孑民先生千秋》的詩朗誦，把晚會的氣氛推向了高潮，也讓他感歎得熱淚盈眶。

　　是藝人和學者的父親，
　　博大的藝人和精明的學者的父親；
　　作社會和人生的模範，
　　善良的社會和莊嚴的人生的模範；
　　是藝人和學者的父親，
　　作社會和人生的模範。
　　欣逢上壽，敬祝千秋！
　　敬祝千秋！千秋！千秋！

　　其實那天他的心情非常沉重，就在幾天前，他的親密助手，中央研究院的第二任總幹事丁文江，又因煤氣中毒不幸逝世。在這個世界上，令他遺憾和感傷的事實在太多了。1936年真是個悲哀的年頭，他先後送別了丁文江、王光祈和太炎先生，而當他在秋天為魯迅主持葬禮時，他恍惚已感知到一種生命的大限在冥冥中逼近……

　　應該說，魯迅能認識先生真是一種幸運。儘管他可以對先生的某些事有所保留，但先生對他從來只有情同手足的關懷，只有一如既往的援助。先生辭去大學院院長後，魯迅的特聘撰述員曾一度因人而易。先生發現後立即疏通關節，求人彌補上才放心而去。魯迅的晚年怨敵實在太多了，即使他死了，當局和他的對手也沒有停止過一天的攻擊。而先生就是這樣頂著壓力，懷著悲痛和憤怒，與宋慶齡一起為他組織了治喪委員會，並親任主席。那天先生不但走了許多路去萬國殯儀館弔唁，還在出殯時親自為他執紼。不但寫下了「著述最謹嚴，非徒中國小說史；遺言太沉痛，莫作空頭文學家」的不朽挽聯，還在葬禮上莊嚴地號召大家：「我們要使魯迅先生的精神永遠不死，必須擔負起繼續發揚他精神的責任來。我們要踏著前驅的血跡，建造歷史的塔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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