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之父蔡元培(145)

一四五

　　蔡元培畢竟是位教育家，又開始上臺演講，為成立民權保障同盟上海分會四處奔波，為拯救蒙受冤屈的政治犯奔走呼號。其實早在同盟成立之前，他就開始了營救進步人士的活動。都知道他的身邊總是帶著八行箋，只要一有人伸冤，他幾乎有求必應。「四·一二」政變那年他救出了史良，30年秋天楊開慧被捕，毛澤東的岳母帶著兩個孩子，哭哭啼啼地趕來上海求救。他二話沒說就致電何鍵放人。何鍵真是歹毒之徒，竟以接電晚了為由，搶先殺害了楊開慧。他還先後救出了進步人士羅隆基，革命作家胡也頻等人。

　　1932年的春天，蔣汪再次合流，行政院長汪精衛又一次發出邀請。他卻果斷地復函，拒絕在聯合政府中任職。他似乎走得太遠了，又開始了營救牛蘭夫婦的活動。牛蘭是共產國際駐中國的工作人員，被捕後在監獄備受虐待。一些國際著名人士如蔡特金、羅曼·羅蘭等紛紛致電宋慶齡請求設法營救。他馬上致電汪精衛，要求無論牛蘭政治主張如何，政府也應該讓法庭公開審判，並准許他自聘律師辯護。以後，當牛蘭夫婦不服法庭判決，連續絕食達十四天之久，牛蘭目漸失明，生命垂危之時，又是蔡元培與宋慶齡、楊杏佛具狀擔保，將他們接來上海就醫，牛蘭這才開始進食。最後當國民黨政府不顧中外人士反對，以「危害民國罪」判處牛蘭夫婦無期徒刑後，他們又向國民黨中央請求給予特赦。

　　他真是走得太遠了，一邊還在為牛蘭伸冤，一邊又接到了北大文學院院長胡適的電報：

　　「請就近營救陳獨秀！」

　　剛因託派活動被中共開除的陳獨秀，又在上海家中被捕。蔡元培想起這位一生多難的老友，心裡深為同情。兩人雖同在上海，卻一直未能謀面。但陳獨秀不久前曾兩次寫信求助於他。一次是要蔡給軍政部長何應欽去函，保釋一位叫鄭超麟的人。何應欽很快給他回信，答應覓保出監就醫。儘管後來沒有放人，也算紙面上給過面子了。今年春天，陳獨秀又寫信要他為一位親戚介紹工作。其實這人也是個託派分子，剛從獄中出來。因陳獨秀不能找工作，想讓他有了生活來源再接濟自己。蔡元培真是費盡了力氣，先後找了中山大學校長羅家倫，暨大校長沈鵬飛等人。後來幾經周折，總算將這人弄進上海招商局做了月刊編輯。所以這次聽說陳獨秀又出事後，他馬上會同楊杏佛、林語堂、柳亞子等文化界名流，致電南京政府要求寬釋這位政治犯。蔣介石總算做了一次順水人情，饒陳一命，將此案交江寧地方法院審理。汪孟鄒為了接濟陳一些稿費，想重印《獨秀文存》，特地趕來請蔡先生寫篇序言。他欣然應允，很快就交了稿。他還派劉海粟去獄中探望陳獨秀，勸他要注意身體的鍛煉。陳獨秀感動地說：

　　「我每次遇難，都受到他的照顧。在大節上，蔡先生是能堅持真理的。」

　　他實在是走得太遠了，國民黨南京市黨部針對他和宋慶齡營救牛蘭、陳獨秀的行為，通電全國，發出嚴重警告。

　　可他依然我行我素，又在一個月後致電蔣介石，要求立即釋放非法逮捕的教授許德珩等人。在蔣介石眼裡，宋慶齡和蔡元培領導的民權保障同盟，簡直已成了他們眼皮下的赤色組織。他在江西親自指揮圍剿紅軍，而他們居然又在上海公開營救起共党首領羅登賢、陳賡和廖承志。他終於惱羞成怒地動了殺機，戴笠的藍衣社承擔了這次暗殺任務。他們畢竟對蔡、宋還有所顧忌，於是決定先從楊杏佛開刀。

　　上海的亞爾培路331號是一幢漂亮的花園小洋房，楊杏佛自從與夫人離異後就單身住在這裡。他平時喜歡在假日騎馬郊遊，並在大西路的馬廄中養了兩匹好馬。6月18日的早晨是個星期天，他剛帶上十五歲的兒子楊小佛，乘坐敞篷汽車準備到大西路騎馬出遊，就遭到埋伏在馬路兩側的四名殺手的襲擊。他愛子心切，全身俯伏在楊小佛身上，結果連中三彈，當場氣絕。小佛僅右腿中一彈，受了點輕傷。

　　楊杏佛之死令蔡元培悲痛欲絕，入殮那天，大雨滂沱，狂風大作。一路上殺機四伏，謠傳特務將在這一天暗殺民權同盟的其他重要成員，尤其是蔡元培和魯迅。但蔡元培早已置生死於度外，毫不猶豫地前去萬國殯儀館主持弔祭，致詞時因悲痛泣不成聲，直到下午4時才返回寓所休息。而魯迅的態度還要決絕，出門去送殮時，乾脆鑰匙都不帶，以示不存幸還之決心。

　　楊杏佛走了，以沖天的血光，走在二十世紀的中國為爭取十八世紀的民權的泥濘之路上……

　　3

　　我們的蔡先生實在太累了，他怎能不累呢？在他最後的歲月裡，內心承受著多麼沉重的苦難和責任啊！他畢竟是一位偉大的愛國者，他以在朝要人的聲望從事在野的民權運動，其目的不是想喚醒當局，以民族利益解除黨禁，停止內戰，真正發動全國的力量一致抗日嗎？雖然他平時最討厭官場應酬，但是為了推動抗戰國策，一次他剛從上海到了南京，當汪精衛宴請時，他竟在酒席上語重心長地勸說江儘快改變親日的立場。他說：

　　「關於中日的事情，我們應該堅定，應該以大無畏的精神抵抗。只要我們抵抗了，我們的後輩也會抵抗，中國就一定會有出路的。」

　　他實在太激動了，一邊說著，一邊又老淚縱橫起來。淚水就這樣滴在西餐湯盤裡，他渾然不覺地又和湯一起咽了下去。舉座無不為之感動，連鐵了心的汪精衛也如坐針氈，尷尬不堪起來。

　　他是位學者，只能以學者的方式抗日。正當紅軍發表通電，放棄「反蔣」口號，要求南京政府停戰議和時，他在鄒韜奮的《生活星期刊》上發表了《墨子的非攻與善守》。仿佛他自己也回到了二千多年前，他借墨子的《非攻》篇的故事，大聲地讚揚起墨子的反侵略精神。也許毛澤東出於對他一貫來的崇敬，出於自北大以來包括營救楊開慧義舉的感謝，出於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需要，1936年的9月20日，毛澤東終於在延安的窯洞裡揮筆寄來一封熱情洋溢的長信，表達了與這位愛國民主人士共同抗日的真誠願望。

　　我們的蔡先生實在太累了，他怎能不累呢？在他最後的歲月裡，內心承受著多麼沉重的苦難和責任啊！他畢竟發動了偉大的「五四」新文化運動，是一位始終站在時代前列的思想啟蒙先驅。而三十年代思想界的復辟之風不能不令他憤怒，蔣介石以提倡新生活運動為名倡導尊孔讀經，國民黨又恢復了他主持大學院時明令廢止的祀孔祭典。還給了孔子七十七代孫特任官的待遇，任命孔德成為「大成至聖先師奉祀官」。歷史又無情地倒退了二十年，他不得不佩服魯迅當年深刻的預言。為了打破國民黨的文化圍剿，他又拖著疲乏衰弱的身體，領銜與陶行知。李公僕、陳望道、黃炎培等百餘人，在上海發起了馬克思逝世五十周年紀念會。還在同一天，去上海青年會主講《科學的社會主義概論》。當他在臺上從容而凜然地大聲演講時，門外的特務竟如臨大敵，生怕他的聲音會引發一場暴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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