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之父蔡元培(144)

一四四

　　翻開中國的歷史，隨處可見帝國主義和外來勢力掠奪中國資源，盜竊珍貴文物的記錄。而蔡元培一主長中央研究院，就以中華文明的守護神自居，竭力維護起國家的主權。1929年9月，日本派遣東京帝大教授岸上鐮吉一行五人來華調查長江一帶水產資源。蔡元培發現他們未經政府許可就深入四川探查，忙致函外交部，要他們電令沿江各省政府，先扣留護照，再制止調查。而在1930年的春天和秋天裡，他又一直盯住一位叫斯坦因的英國人不放。這是位典型的英國流氓，以前曾數次周遊西北，盜竊敦煌石窟藏書，割裂各地壁畫，發掘各地古跡。還受英國情報部門委託，調查自印度入新疆、甘肅、陝西的軍事路線，測繪沿路兵險要地。由於出賣情報有功，曾被英國政府賜以爵士稱號。蔡元培見他這次又想故伎重施，攜帶百萬元鉅款，率領大隊人馬，僅憑普通的遊歷護照，就開始在新疆自由活動，不禁勃然大怒。他其實早就讓外交部通知斯坦國，要他必須將這次考古旅行的目的、範圍、計劃抄送中央研究院審核。他一直想建立一個法規，所有這類考察必須先報他這裡和教育部審核，再由外交部發給護照。可是這位英國人對外交部的通知，根本沒放在眼裡。蔡元培終於亮出了殺手鐧，以中央研究院名義具呈國民政府，電令新疆當局將此人強行驅逐出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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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我們凝視著蔡先生那慈祥愷悌的目光，不得不敬佩他晚年那種溫而厲的性格，那種文弱而剛勇的氣度，那種重集于民主旗幟之下，以組織民權保障同盟，營救政治犯的過激行動，與蔣介石徹底決裂的膽魄。真可謂是真虎，乃有風呵！

　　這是一段鮮為人知的歷史。1930年的春天，一直在國外流浪的鄧演達秘密回到了上海。他先單獨拜訪了宋慶齡，決定策動黃埔系軍人共同反蔣，正式揭起反蔣的旗幟。這位國民黨的左派領袖，自1927年寧漢合流後，就聯合宋慶齡憤而與汪精衛決裂。他自己亡命海外，而宋慶齡還故意去了蘇聯訪問。他很快在夏天成立了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亦稱第三黨，並通過楊杏佛，將該黨的《政治主張》等文件信任地送給蔡元培。蔡元培的臉上又開始溢出了血色，在1931年一個繁星滿天的夏夜，他們秘密集會於亞爾培路，商定了一個倒蔣的行動計劃。參加那天會議的還有國民黨左派陳銘樞，鄧演達先分析了局勢。他說去年的中原大戰剛結束，蔣介石又在年初軟禁了胡漢民，一下激起了兩廣派軍閥政客的反蔣浪潮，寧粵對立已成定局，蔣介石處境十分不利。我打算利用老蔣調動十九路軍進攻廣東之際，迅速佔領東江和閩南一帶，然後由蔡公和我、陳銘樞領銜發表聲明，用武裝調停寧粵為藉口，建立起反蔣的第三勢力和第三政黨。這真是個大膽的計劃，鄧演達一氣說完後，就不無擔憂地盯著蔡元培問：

　　「蔡公，我是軍人，你可以猶豫，也可以退出，這可是要殺頭的呀！」

　　蔡元培異常冷峻地沉默不語，眼前恍惚閃現當年參加暗殺團，膽氣沖天地歃血盟誓的情景。他什麼也沒說，只是站起身幽默地拍拍楊杏佛的肩膀：

　　「既然要做掉腦袋的買賣了，總得找個去處喝杯夜老酒啊！」

　　鄧演達迅速地在十四個省市建立了第三黨的基層組織，還成立了「黃埔革命同學會」與蔣的嫡系「黃埔同學會」相抗衡。蔣介石深為忌恨，不惜懸賞三十萬元捉拿鄧演達。就在8月17日這天，當他在愚園路出席幹部訓練班結業儀式時，因叛徒出賣突然被捕。鄧演達很快被秘密押往南京，蔣介石起初覺得殺之可惜，縱之可畏。但不久就發生了「九·一八」事變，汪精衛和孫科以逼蔣下野作為共赴國難的條件。同時，黃埔歷屆畢業生又聯名要求保釋他們這位教育長。蔣介石終於在下野前動了殺機，於11月29日夜晚派他的衛隊長，詭稱要將鄧轉移到湯山，在半路上殺害了這位年僅36歲的忠勇之士。

　　宋慶齡是從何應欽處得知噩耗的，起初還將信將疑，她立馬趕往南京質問蔣介石，並要求眼鄧演達見面。她這次來有意不住官邸，而住在中山陵當年奉安大典籌備處的簡陋房屋裡，還拒絕乘坐當局預備的轎車，坐一輛用靈車改成的小交通車。蔣介石見實在無法掩蓋，才被迫吐露了真情。宋慶齡憤怒至極，一下子就把茶桌掀翻了，嚇得蔣介石慌忙躲上樓去。

　　剛從南京返滬的宋慶齡連夜奮筆疾書，用英文撰寫了抗議殺害鄧演達的著名宣言，並請楊杏佛等人譯成中文發表。她悲憤地向天下宣告：「中國國民黨早已喪失其革命集團之地位，至今已成為不可掩藏之事實。亡國民黨者，非黨外之敵人，而為其黨內之領袖。自十六年寧漢分立，因蔣介石個人之獨裁與軍閥官僚之爭長，黨與民眾日益背道而馳，借反共之名，行反動之實，陰狠險毒，貪污欺騙，無所不用其極。投機殘餘軍閥，可一躍而為黨國中堅，忠實革命人材，必設法置於死地。最近如艱苦卓絕之勇士鄧演達殘遭殺害，即其一例。」

　　三十年代的中國內外交困，蔡元培的心境也惡劣到了極點。令他失望和生氣的事實在太多，老人變得越來越容易激動和發怒。1932年的1月29日，日本駐上海的侵略軍向十九路軍發起進攻。四十多架飛機從停泊在黃浦江中的航空母艦上呼嘯而起，炸毀了上萬家商店和工廠，也炸毀了矗立在閘口寶山路的商務印書館。這是張元濟集畢生精力建造的中國最大的出版企業，其設備不但在中國，就是在遠東也無與匹敵。而五層樓的東方圖書館裡，還收藏著幾十萬冊珍貴圖書和各種善本古籍以及古畫。

　　在商務印書館被焚燒的日子裡，老人強忍悲痛，不時仰望天空。只見無以數計的紙張、油墨燃燒時形成的強大氣流，把灰燼和紙片卷上天空。黑沉沉的紙灰形成了一層厚幕，冬天的陽光竟難以透過。紙灰隨風飄落，飄落到城郊四處，飄落到靜安寺一帶，也飄落到兩位老人的寓所。

　　面對隨風回旋的紙灰，張元濟和蔡元培幾乎抱頭痛哭，嗚咽得說不出話。蔡元培立即與國立大學校長王世傑等人致電國際聯盟抗議，強烈要求迅速制止日本焚毀上海文化機關的暴行。

　　他雖然是一介書生，卻也知勢單力薄。在這法西斯新軍閥一党專制的白色恐怖下，在這攘外必先安內的賣國政府面前，難道真有何主權和尊嚴可言嗎？但是，也許正因為他是書生，才敢憑一腔熱血勢單力薄地拼死呼號。既然生命已來日不多，為何不長歌當哭敢恨敢愛一回呢？

　　他終於邁出了生命中最勇敢的步伐，為了在沒有民主和人權的中國，捍衛最起碼的做人的權力，他義無反顧地和宋慶齡、楊杏佛、林語堂等人一起，發起組建了中國民權保障同盟。這已是1932年的年底了，當同盟在上海華安大樓宣告成立時，楊杏佛向中外記者說過一段很沉重的話，令在場的蔡元培和林語堂神情黯然失色。楊杏佛說：

　　「爭取民權的保障在西方是十八世紀的事情，不幸我們中國人活在二十世紀裡，還是不能不做這種十八世紀的工作……」

　　而當《申報》上刊登了那份同盟的宣言時，南京政府和上海藍衣社、復興社的特務一片驚慌。因為同盟明確地把營救政治犯作為主要任務，他們提出的三大目標，在當局眼裡簡直是大逆不道的反叛宣言。

　　一、為國內政治犯之釋放與非法的拘禁，酷刑及殺戮之廢除而奮鬥；
　　二、予國內政治犯以法律及其他之援助，並調查監獄狀況，刊佈關於國內壓迫民權之事實，以喚起社會之公意；
　　三、協助為結社集會自由、言論自由。出版自由諸民權努力之一切奮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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