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之父蔡元培(143)

一四三

　　第十一章　最後的歲月（1929-1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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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民族，是個容易滿足和遺忘的民族。當我們在世紀之交緬懷百年滄桑時，真不該忘記上海這座城市的精神奉獻。

　　七十年前的上海呵，真像個博大而充滿活力的大海。這裡既是遠東聞名的國際商埠，又是殖民地外來文化的聚散之地。在這紙醉金迷的十裡洋場，處處可見冒險家和投機商一夜發跡的狂歡，也同樣可見失意政客和流浪文人逃避苦難的逍遙。隨著紫禁城皇權的旁落，一大批叱吒「五四」的風雲人物，紛紛相約南下。當他們帶著北方人固有的目光，在繁華的租界四處觀光時，你會驚奇地發現，這裡流行著完全陌生的通商口岸式的消遣方式和價值觀。每當週末降臨時，可見富有的英國人攜帶妻子，乘坐自備的敞篷馬車，在林蔭道上來回兜風。在路的兩邊，全是商號首腦們的豪華別墅，帶著尖頂的異國情調和寬闊的花園，以及網球場，是舉行漫長的英式午茶的好地方。而跑馬場總是配有令人刺激的看臺和俱樂部，佔據了靜安寺路東頭護城河沿岸的一大片土地。這裡雖然離南京不遠，卻相對缺少政治中心的威嚴和恐怖。名目眾多的中外新聞出版和文化機構，給隱居亭子間的自由文人們，提供了謀生和浪漫的庇護之地。

　　可是當我們遙望七十年前迷茫的星空，在這中國最大的金融都市里，雖然已經居住著許多留洋歸來的名流學者，但是屬我們民族自己的科學研究事業，卻仍像個蒼白無力的貧血症患者那樣一籌莫展。一個瘦弱蒼老的身影，就是這樣來到了上海亞爾培路205號。以他學術大師的情懷，開闢草萊的勇氣，為本世紀的中國創建了第一個統一的科學研究機構。並以罕見的執拗和毅力，在這個最高學術機構裡，慘淡經營了十三年，直至他生命的老成凋謝。

　　這是1930年元月的某個下午，蔡元培正在中央研究院的駐滬辦事處召開院務會議。窗外冰雪交加，凜冽的寒風就像這越來越糟的時局讓人難以忍受。而亞爾培路上那只溫暖的火爐，以及爐火旁那位老人聖者般熠熠放彩的笑容，卻像巨大的精神磁場，吸引著當時學界各門類的頂尖人物，不辭勞苦地聚集於他的麾下。

　　中央研究院終於從無到有，發展到今天的九個研究所和一所自然博物院，擁有了一百多位享譽國內外的研究學者。如李四光、竺可楨、丁燮林、梁思成、嚴濟慈、茅以升、陳寅恪、趙元任、李濟、翁文灝等，還請來了一些國外的著名學者。物理所的海森伯教授就是德國國際波動力學的創始人之一。而社會科學研究所的但采爾博士，系德國民族學教授，蔡留德時的同窗好友。

　　這樣的院務會議每月都要召開一次，今天，各位所長正神色嚴峻地聽楊杏佛報告一個沉重的話題。由於戴季陶等人的提議，國民政府指令蔡元培，將已準備在曹家渡興建的物理、化學和工程三個研究所遷往南京。這真是個棘手的難題，一幫大學者議論了半天，還是把目光投向了蔡院長。

　　蔡元培卻很冷靜，他知道這一切都是沖著他避居滬上，遠離南京的消極抵抗而來。記得中央研究院成立之初，他曾為院址煞費苦心。後來想在清涼山劃地千畝撥款建造，又因南京市政府要建自來水廠耽擱了。中央政府對院址沒有撥過一分錢，就連這次的建築費，還是他從一個基金會里弄來的，他們憑什麼橫加干預呢？

　　一想到這裡，他的老臉就激奮起來。記得去年秋天蔣介石還親自來寓所看望他，勸他收回辭呈，回南京侍候左右，又被婉言謝絕了。他終於生氣地說：

　　「前幾天適之來看我，說政府中很有人和中央研究院過不去。他們無非是想借此報復我的不合作態度，逼我回天子腳下去罷了……」

　　他威嚴地瞥了一眼楊杏佛，冷冷地說：「我是絕對不會向強權低頭的，你給南京回封公函，先說明我們無地無款也無法集中建院于南京的情況。再反問他們一句，為何中央大學總部在南京，但下屬醫學院和商學院可以在上海？為何財政部在南京，但所轄中央銀行可以在上海？你理直氣壯地告訴他們，在南京沒有建好本院新址前，上海原定的建設計劃照舊進行。」

　　然而沒幾天，一份由蔣介石親自主持的中央政治會議決議，又送到蔡元培的案頭。這份決議措詞嚴厲，毫無通融的餘地，看來姓蔣的也確實生了氣。楊杏佛一看臉就白了，連嘴角也哆嗦起來。

　　中央研究院在上海各研究所，應移至南京。所有在滬一切建築，即日
　　停止。其所有已著手之各項設備，限本年四月以前一律移至南京。

　　「這可怎麼好呢？下最後通牒了！」

　　平時號稱智多星的楊杏佛，也怔住了。

　　蔡元培畢竟見過大世面，他那種在關鍵時刻的沉雄之態，使楊杏佛一下就鎮靜了下來。

　　「不予理睬，我倒要看看姓蔣的如何善待老朽？再說南京的血腥氣也太重，蔣介石上臺沒幾年，就在黨內排斥異己，先是對付汪精衛、胡漢民、鄧演達，現在又和馮玉祥、閻錫山翻了臉，中原大戰眼見就要爆發了。」

　　這件事後來雖經楊杏佛多方疏通，總算擺平了。但蔡與南京諸位大員的過節，卻由此種下了禍根。當時楊杏佛找了個很好的理由，說日本在上海搞對支文化事業局，內設自然科學研究所。為了對付日本的文化侵略，他們必須留在上海發展。

　　中央研究院就這樣發展起來了，雖然經費奇缺，內戰不斷，但歷史語言研究所先在安陽小宅村成功地發掘了殷墟。當時兵匪橫行，為了保護發掘現場，蔡元培不知給當地軍政長官寫了多少信。這是中國人運用現代考古學方法第一次大規模的地下發掘，結果發現了大量殷代青銅器和甲骨卜辭，使中國的古代史向前推進了上千年。安陽發掘很快成為三十年代中國和世界考古學的一大奇跡，它標誌著中國近代考古科學的誕生。在確定考古組主任和殷墟發掘主持人時，蔡元培慧眼識珠，一下就指定了李濟。當時歷史語言所的提名，是北京大學著名的金石學教授馬衡。但蔡元培憑直覺更傾向這位三十出頭，曾在哈佛大學學習人類學的哲學博士。因為李濟在1924年就和美國的考古學家一起，成功地在山西發掘過著名的仰韶文化遺址。這一發現造就了李濟，也造就了中國的科學事業。古老的我們終於擺脫了靠單純介紹西方過日子的尷尬，有了自己向世界炫耀的話題。

　　緊接著地質學家李四光，又在長江下游廬山等地找到了第四紀冰川流行的證據。這位曾任北大地質系主任的湖北人，在任教期間就發表了著名的《中國北部之蜒科》，獲伯明翰大學科學博士學位。蔡元培任大學院院長後，又請他到了南京，對籌備中央研究院出力甚多，是地質研究所的創始人。他不久又發表了劃時代的《冰期的廬山》，在國內外獲得很高的評價。

　　而竺可楨這位紹興小同鄉，也很快創建了位於南京北極閣的氣象研究所，並提醒蔡元培致函交通部，要求取締外國人設在上海的無線電臺。還建議交通部在各處電臺內附設氣象測候所，將預測資料直接報中央氣象臺匯總發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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