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之父蔡元培(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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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章　不合作宣言（1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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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年伊始，蔡元培正在為李四光主持婚禮，胡適就接到了《京報》主筆邵飄萍的電話。這大約是一月中旬的一個下午，邵飄萍急切地問：

　　「知道今天下午的新聞嗎？」

　　胡適說不知道呀，邵飄萍感歎了一聲說：「『羅案』又掀起軒然大波了。唉！說來話長，還是明天我邀你和蔡先生、夢麟先生吃午飯，當面談吧！」

　　蔡元培也緊張起來，第二天幾個人聚在東華飯店吃飯時，才知道事態已不可收拾了。原來羅文幹一案經過一個多月的偵察，地方檢察廳認為受賄證據不足，罪名不能成立，決定不予起訴，於1月11日這天宣佈無罪釋放。但事情並未了結，先是曹錕手下的直系五省督軍通電攻擊地方檢察廳，要求重新處理。而吳景濂和張伯烈更是大為不滿，以閣員同意案要挾新任國務總理張紹曾將羅逮捕送交法院。國務會議討論此案時，由於缺乏告訴人，實在想不出一個定案有罪的根據來，就在這時，新任教育總長彭允彝為了討好政客們，就獻策說可以由國務院代表國家為告訴人，申請地方檢察廳對羅案再行偵查。張紹曾對此大加讚賞，於是，指示代理司法總長程克給地方檢察廳下了一道命令，又將剛放回家的羅文幹逮捕下獄了。

　　蔡元培聽得猶如五雷劈頂，人又氣成了鬥雞眼。見他「呼」地一摔酒杯說：

　　「這彭允彝何許人也？為了賣身投靠，竟會不知廉恥到如此地步？」

　　邵飄萍不屑地哼了一聲，說：「此公為湖南湘潭人，早年留學日本，辛亥革命後加入國民黨，曾任眾議員。後來在湖南謀官未得，由趙恒惕推薦給黎元洪，希望能在內閣謀得一席。黎為了爭取湖南支持，以便拉攏西南加強自己地位，就保舉他當了教育總長。」

　　蔡元培又憤憤然說：「羅文幹的再次入獄，可見國會、直系和政府三大黑勢力沆瀣一氣，狼狽作惡的大醜態，徹底暴露無遺了。尤其是彭允彝身為教育總長，不惜蹂躪人權，破壞司法獨立，作為換取國會同意他個人閣員票的條件，實在令人作嘔喲！我蔡元培決不能與這樣一個人格卑污的政客為伍。」

　　胡適也氣得急火攻心，發出強烈的乾咳聲。他最近老是咳嗽，醫生懷疑他肺裡有病，勸他去南方休養一陣子。他想起了幾天前的一次宴會，忙提醒蔡元培說：

　　「別忘了曹錕派一位姓王的幕爺請客時說的話。先是又捧又拉，說曹三爺對北京教育界很是敬佩呀，很想結交蔡先生這樣的名流呀。還透露了他遲早要當總統的心思呢！」

　　蔡元培無限惆悵地掃視了眾人一眼，終於喟歎一聲道：「先拉後打，這是政客們一貫的伎倆，看來我只有先離開北京辛亥革命時清室為何倒的這樣快？因為當時大家都認為政府絕無希望。激烈的就去參加革命，和平一點的也陸續離開北京，當時的北京幾乎沒有一個有知識有能力的人所以袁項城一進京，清室就摧枯拉朽地倒現在又到了忍無可忍的時候了，我想動員國立八校不願助紂為虐的校長一起辭退而去。自古有小人知進而不知退之說，近年來許多醜聞都是由不知退的小人釀成的。而且退的舉動不一定全是消極，還包含著積極的抗爭意義！」

　　胡適和蔣夢麟也很激動，也表示願隨蔡先生一起離開北大。但為了對兩千學生負責，蔡元培還是執意勸他們留下。當即決定由邵飄萍代起草一份辭呈，大家心情沉重，自然也沒心思消受酒菜了。邵飄萍很快寫完文稿，分手時，蔡元培還是約胡適乘包車再去家中商議。

　　回到蔡府，兩人覺得辭呈寫得不怎麼樣，胡適又重寫了一份。蔡元培稍作則改，就打電話請湯爾和過來一敘。這位老謀士確實智謀過人，也喜歡幫他拿主意，蔡平時對他幾乎言聽計從。三人當場議定辭呈改由一人署名，不邀各位校長了。原來胡適還勸蔡先生先留下再看看，但現在湯爾和卻煽動他明日就出京，這樣政府完全被動了。

　　第二天，蔡元培果真悄然離京前往天津。而北京各大報紙，紛紛刊登了他為了抗議彭允彝干涉司法獨立，向總統府提出的辭職聲明。一場類似「五四」時期聲勢浩大的學潮，又因新的導火線觸發了。北京學界和北大師生很快掀起了「驅彭挽蔡」運動，但軍閥政府的態度卻明顯強硬多了。1月19日下午，為眾議員對閣員的投票時間。北京大學等校的數千名學生前往象坊橋的眾議院請願，他們手執「驅逐教育界敗類彭允彝」的小旗子，在隊伍前舉著一杆大旗，上書「警告國會」四個大字。可是，當隊伍遊行到眾議院門口時，吳景濂竟指使警察毒打赤手空拳的學生，當場受傷者二百餘人。當學生隊伍被驅散後，多數議員居然投了彭的同意票。

　　眾議院門前的大流血事件，頓時引起全國學界的憤怒。當1月24日參議員投票的這天下午。北大等四十二校學生五千余人，又在天安門前隆重集會，前往參議院請願。要求該院否決眾議院對彭的同意案。沒想到參議院不但不予接受，又當場通過了同意案。彭允彝得到國會和軍閥的庇護，更加死皮賴臉地不肯下臺了，還公開揚言道：「我既然經國會通過，總統任命，安能為一校長反對，就隨便離去呢？」他正式出任教育總長後，就簽署了一項厲行整頓學風，嚴禁學生活動的命令。反動勢力就這樣占了上風，蔡元培憤激不可言狀，終於拍案而起，在《晨報》上發表了名震一時的《蔡元培之不合作宣言》。

　　李大釗正陪蘇俄代表越飛在上海與孫中山會談。雙方談得很融洽，正在起草一份《孫文越飛聯合宣言》準備發表。那天他和陳獨秀在租界的西餐館吃飯，話題很自然地談到蔡的辭職和那份不合作宣言。陳獨秀剛從莫斯科參加共產國際的會議回國，他是從北京回上海的，印象中那隆冬季節裡灰濛濛的天空，與冰天雪地中的西伯利亞並沒有兩樣。而且北京那種于冷的寒氣和腐敗的政治空氣攪在一起，使人更感沉悶和煩躁。

　　陳獨秀一講起蔡元培就直搖頭，見他不滿地說：「老蔡這種消極的辭職方法，已用過幾次了，又有什麼用呢？尤其是那份宣言，老蔡總想依賴少數人消極的拆臺政策來打倒惡濁政治、未免太滑稽，太幼稚，也太空想了。革命事業必須建設在民眾運動積極的力量上，而不能像他那樣只盯著學者官吏而看不見民眾，這可以說是中國領袖人物輕視民眾的一個共同缺點。我準備在《嚮導》週報發表一篇評論，你可以先看看。」

　　李大釗接過文稿，看著這篇言辭過火的《評蔡校長宣言》，心裡實在很矛盾。作為黨在北方的領袖，他正秘密地佈置張國燾組織京漢鐵路大罷工，將反政府的學潮與工人運動相結合，一場腥風血雨的暴動和搏殺即將拉開帷幕。但身為北大教授和受蔡信賴的摯友，他又比常人更理解和敬仰蔡先生的人格力量。他一見蔡離京出走的聲明，就扼腕歎息，急著給胡適打電話問：「這是誰出的餿主意？要知道蔡先生從此將回不來北大了！這真是無法彌補的損失啊！」

　　他自然不同意陳獨秀對蔡的過激指責，仲甫總是改不了說過頭話的脾氣。他在文中攻擊蔡元培這樣做不啻為惡濁政治延長生命，這是何等的罪大惡極！還呼籲說我們要像防禦鼠疫霍亂一樣，日夜防禦蔡校長之消極的不合作主義侵入思想界。

　　李大釗沉穩的國字臉終於溢出了不平之氣，他目光炯炯地回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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