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之父蔡元培(106)

一〇六

　　丁文江像一陣風，準時地乘包車來到了胡府。見他蓄著德皇威廉式的八字鬍，戴著一副精緻的金絲眼鏡，習慣冷峻地從鏡片後面打量別人。他們是去年由北大教授陶孟和介紹認識的，當時丁文江和上海著名銀行家徐新六正好隨梁啟超參加巴黎和會返京。陶孟和與丁文江、徐新六都是留英的，與胡適一樣是英美派。胡適發現認識丁文江，是他人生的一大轉機。這真是一位充滿魅力的行動巨人，既有科學家的嚴謹和效率，更有政治家的果斷和謀略，還有超群的外交才幹。他們都一樣崇尚西方的民主自由，渴望參預政治，好像都不甘心失去引導中國社會的責任。

　　胡適雖留洋多年，生活習俗卻是鄉土化的。喜歡吃家鄉菜，穿中式服裝，只是吸的紙煙必須是舶來品，煙滔不大，但牌子必須要好。吃飯時，他見蔣夢麟被無望的索薪和罷教以及縱火案搞得神情沮喪，便舉起酒杯，好言勸慰了幾句。

　　蔣夢麟也想借酒麻醉一下疲乏的身心，可幾杯酒下去，心裡的怨言全冒出來了：

　　「唉！我今天才算明白蔡先生這些年受的苦。這北大校長真不是人幹的，政府不給錢，教授們不上課，學生又不停鬧，當校長的真是老鼠鑽風箱，受氣還沒處說。我現在是度日如年，天天盼蔡先生能早日回國啊……」

　　丁文江真是怪人，生活方式已完全西化。他一生篤信科學，生病了，只請西醫，決不相信中醫。生活又最講規律，睡眠必須保證八小時，每天要做幾件事，起床時早就安排好了。還極講究衛生，在外面吃飯，必用開水或酒來洗碗筷，才肯用餐。他滴酒不沾，見胡適給他斟了碗陳年加飯，竟老實不客氣地將筷子伸進去消起毒來。江冬秀的臉色有點發窘，胡適卻心事重重地想起了一件正事。他終於不悅地皺了皺眉，說：

　　「前天仲甫又來信罵了我一通，以為是我在鼓動馬寅初、馬敘倫瞎胡鬧。還說不應為飯碗問題而鬧學潮，不能沒有教授的良心。認為當下要救中國，必須儘快恢復教學秩序。」

　　蔣夢麟也感歎地點了點頭，說：「蔡先生也從美國來信責怪我。認為索薪可以，但不能集體罷教。因為罷教吃虧的不是政府，而是學生和國家。在這點上我倒挺佩服葛利普先生，這位外聘的洋教授雖然近半年沒拿到薪水，在美國還曾是哥倫比亞大學的地質系主任，可見到我不但沒有怨言，還一個勁地催我快開課呢。」

　　丁文江威嚴地瞥來一眼，放下天竺筷，點燃一支進口雪茄，咄咄逼人地說：

　　「你們都錯了。我想問一個問題，目前中國政治的混亂和黑暗，究竟是什麼原因？我們究竟應該怎樣來救中國？」

　　兩人見他氣度非凡，知道必有高論。沒想到他一開口，胡適竟驚得跳將起來。

　　「中國目前最大的問題，不是因為國民程度的幼稚，也不是政客官僚的腐敗，更不是什麼武人軍閥的專橫，而是少數好人沒有責任心而且沒有負責任的能力。所以當前最迫切的大事，是儘快努力組建一個好人政府，直接干預政治改良，而不是搞什麼空洞的教育救國和思想革命。」

　　這真有點天方夜譚了？兩人聽得面面相覷，胡適忍耐不住地問：

　　「你說的『好人』標準是什麼？究竟是誰呢？」

　　丁文江有點矜持地抬起頭，淡然一笑說：「一個真正的好人應有控制局面的實力，超凡的才能和高尚的品德。如掌握軍權必然像華盛頓，處理政務應該像古代的清官。具體地說，目前在政界我看有實力的好人只有吳佩孚了。而在知識界，就是我們這批歐美派的實幹家。只要我們能攜手聯合，組成好人政府，直接干預政治改良，中國不是有救了嗎？」

　　蔣夢麟也聽得熱血沸騰起來，丁文江不愧是位狂妄的空談家，一下子就把兩位學者對社會和政治的主角意識鼓動了起來。

　　胡適還有點不放心，問：「吳佩孚這人看來很革命，還同情學生運動，但他能買我們賬嗎？」

　　丁文江悠然一笑，說：「你們應該有所耳聞我和政界要人的關係。說實話，我已通過吳的兩位軍師孫丹林和白堅武，多次傳遞過信息。吳的意思要我們先在知識界行動起來，造些輿論，他執政後馬上組織好人內閣，學英美搞民主政治。」

　　三個人終於眉開眼笑地邊吃邊談，好像看到了中國知識界的希望。當下決定在6月1日先秘密成立一個「努力會」，由胡適起草組織大綱。並設法爭取《晨報》支持，盡可能要有自己的思想陣地。在策略上胡適提議梁啟超的研究系多是名聲不好的舊政客，應儘量拉開距離，保持一定的獨立性。

　　正在各種主義中徘徊的胡適，終於和陳、李一樣找到了自己的政治目標。一心想做聖人的胡適一開口談政治，就把天下人嚇了一大跳。那種不可遏止的激情帶著少年人的輕狂，湮沒了昨日那個學者型的胡適。為了紀念當年刺殺袁世凱的四位烈士，胡適做了一首《四烈士家上的沒字碑歌》。詩中竟反復出現這樣的字句：

　　他們的武器：炸彈！炸彈！
　　他們的精神：幹！幹！幹！

　　老先生們不高興了，辜鴻銘在校園裡搖著腦袋歎息：「這像什麼詩？胡適總是胡說。」而李大釗和他手下的那幫紅色少年，卻欣喜地注視著胡適的變化。他開始南下了，先上海，後江蘇。安徽，頻繁地與政界、學界接觸，到處宣傳他的政治主張。

　　雙十節前夕，上海的幾家報館約胡適做紀念文章。他因為時間緊，便寫了一首詩，題為《雙十節的鬼歌》，最後一節寫道：

　　別討厭了，
　　可以換個法子紀念了！
　　大家合起來，
　　趕掉這群狼，
　　推翻這鳥政府，
　　起一個新革命，
　　造一個好政府；
　　那才是雙十節的紀念了！

　　而在這一年秋季北大的開學典禮上，胡適更是直言不諱地向師生疾呼：

　　「現在的少年人把無政府主義看作是一種時髦的東西。這是大錯的。我們現在決不可亂談無政府主義，我們應該談有政府主義，應該談好政府主義。好人不出頭，壞人背了世界走！」

　　當時還鬧過一個笑話。上海有位叫朱謙之的共產黨早期理論家，正和日本回來的郭沫若合譯一部新的馬列書。他以前曾勸胡適參加共產運動，被拒絕了。最近看了胡適的詩文和演講，以為他思想激進了，又來勸說胡適向左轉。後來朱謙之被捕時，曾在報紙上公開過這段秘聞。

　　中國的許多人，不相信朱謙之會去勸說胡適這樣的自由派領袖參加革命，而胡適居然未加避諱地點頭承認了。

　　5

　　遙望1921年的中國，天空中充斥著各種主義的聲音。這時，一個外國人來到了北京，他是想來聽所純粹的學者們的聲音，為此，他慕名拜訪了辜鴻銘。他，就是英國大文豪毛姆。

　　毛姆是專為辜鴻銘趕來北京的，他在英國就拜讀了托爾斯泰於1906年給辜的長信。又翻閱了他的《中國人的精神》，對神秘的東方哲學充滿了嚮往之情。

　　可是他一到北京就犯了致命的錯誤。他請一位英國朋友安排這次約會，傲慢的英國人信手開了一張條子送去了，說是請老先生過來坐坐。日子一天天地過去，那邊卻一點也沒有動靜。待毛姆明白過來，主動上門拜訪時，這位倔強的老人先讓他領教了輕蔑的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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