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之父蔡元培(104)

一〇四

　　魯迅笑著對二弟說：「現在陳、胡二位把我們看成一盤香菜呢。」

　　就在本年初，周作人作為發起人之一的文學研究會在京成立。《小說月報》改由沈雁冰主編，成為這個新生文學團體的機關刊物。

　　而孫伏園主編的《晨報》第七版，也同時由魯迅命名為《晨報副刊》，帶有一定的獨立性，首開了中國報紙文藝副刊的先河。

　　三家報刊同時向他約稿，魯迅也只能在這中間搞些平衡。他把自己的想法寫信告訴了病榻上的二弟：

　　「我們今後的作品，每月看來只能《新》、《小》、《晨》各一篇，以免有不均之消。」

　　周作人笑著回了一封便箋，說：「有時被友情拽得苦，兄長為了應付，也就不能不動用一點師爺式的『世故』了吧？」

　　其實魯迅也知道，搞平衡是平衡不了的。胡適果然又來了信，推薦世界叢書社出版周氏兄弟的小說集。

　　3

　　正當蔡元培忍著喪偶的悲痛，孤寂地在歐洲大陸考察教育時，國內的政治局勢已發生了明顯的變化。

　　護法運動失敗後隱居上海的孫中山，終於發憤完成了他的煌煌巨著《建國方略》。並於20年秋天乘「中國號」郵船重返廣州，組建了新的軍政府。陳炯明已完全控制住廣東的局面，為了儘快成立一個正式政府與北京的軍閥政府抗衡，孫中山電邀外地議員參加非常國會參、眾兩院聯合會。在參議院議長林森的主持下，國會非常會議發表宣言，宣告成立正式政府，並選舉孫中山當選中華民國非常大總統。孫中山是5月5日宣誓就任非常大總統的，他設總統府于廣州觀音山南麓，對政府機構進行了改革，將軍政府屬下的八個部改為五個部。任命伍廷芳為外交總長，唐紹儀為財政總長，陳炯明為內務總長兼陸軍總長，湯廷光為海軍總長，徐謙為大理院院長，李烈鈞為參謀總長，馬君武為總統府秘書長。並致電北京政府總統徐世昌，催促他即日引退，以謝國人。

　　而那位剛和張靜江、戴季陶在上海證券交易所發了點橫財的蔣介石，也開始在南方嶄露頭角。陳其美死後，他又投靠了老謀深算的大財閥張靜江。並由張引薦擔任了陳炯明的顧問和戰略幕僚，還與孫中山的第一軍事助手許崇智結為拜把弟兄。陳炯明根本不信任蔣介石，他正在為新生的南方政府與陸榮廷征戰。而蔣介石也看出了陳將來必背叛孫中山，多次建議孫先生先除掉他。孫中山沒有採納這個建議，性情孤傲的蔣介石，只能怏怏地返回上海窺探時機。

　　一個幽靈，一個共產主義的幽靈，卻憑藉十月革命的炮聲，開始在古老的東方古國上空徘徊。當我們緬懷近一個世紀的苦難與血淚，仰望蒼穹，仰望那些閃爍著星輝的不朽靈魂，最耀眼的還是陳獨秀那種橫空出世，獨立書齋嘯晚風的豪邁與狂傲。

　　陳獨秀去廣州的目的就是辦教育和建黨。他一到後就讓創辦《廣東群報》的北大學生陳公博、譚平山跟隨左右，在寓所門口貼出一張字條，上書「看雲樓」三字。他的本意是想借南海藍天的白雲，看中國政治風雲的變幻。他立馬去找陳炯明攤牌，提出了應聘的三個條件。

　　一、教育獨立，不受行政干涉。

　　二、以廣東全省收入的十分之一撥充教育經費。總計為357萬元（不合縣辦教育事業），其中學校經費為215萬元，社會教育費90萬元，特別費（包括行政費、留學生費、建築費）52萬元。

　　三、政府的行政措施與教育所提倡之學說必須相一致。

　　沒想到這些有點漫天要價的條件居然被孫中山和陳炯明批准了。當時的陳炯明還自我標榜為社會主義者，並一度與蘇俄政府有所聯繫。陳獨秀歷來辦事果斷激進，他抓住機遇創辦了宣講員養成所、貧民教育院。勞動補習學校和工人夜校。在他的預算表裡最顯眼的是宣講員養成所要30萬元的經費。而一所省立中學的預算才3萬元，一所專科學校也只有10萬元。

　　陳炯明審核時不解地問：「這究竟是什麼學校呀，要花那麼多錢？」

　　陳獨秀挺牛氣地點燃煙，坦然相告：「是一所宣傳社會主義的學校，可以為將來造就一批開展群眾工作的幹部。」

　　陳炯明知道這老兄的脾氣，猶豫片刻，還是提起朱筆劃了一個紅圈圈。

　　陳獨秀的「看雲樓」很快成了激進派的聚散之地。他一天到晚不停地參加集會，演講，撰寫了大量政論文，抨擊封建頑固派和無政府主義小團體。他來之前的廣州曾是無政府主義的天下，他指示陳公博和譚平山建立了中共廣東支部，無政府主義就跳出來反對馬克思主義學說。

　　最好笑的是當時有兩位俄國人米諾爾和別斯林來廣州傳播革命，北京的黃淩霜很快將人地兩疏的俄國人引薦給無政府主義者。儘管組織了共產黨，但是與其稱作共產黨，不如稱作無政府主義的共產黨。他們總共九個人，除了兩位俄國人外，七個中國人清一色是無政府主義者。不久，俄國人在廣州還建立了俄國通訊社，並在經費上接濟他們。陳獨秀來了後，情況馬上就變了過來。他先找俄國人說明了真相，又傲氣十足地把這些年輕人找來教訓了一頓，說：

　　「你們必須放棄原來的觀點，我才會同意你們加入共產黨。」

　　他那種目空一切的霸氣還真的震住了這幫人，他們不可能放棄自己的觀點，就和俄國人分道揚鑣了。於是他們又和封建頑固派聯手攻擊陳獨秀野心專橫，造了許多謠言，陰謀掀起「驅陳」運動。一時鬧得廣州烏煙瘴氣，以致陳炯明在一次宴會上一本正經地問陳獨秀：

　　「外間說你組織什麼『討父團』，真有此事嗎？」

　　陳獨秀也只好一本正經地回答：「我的兒子還有資格這樣做，我連參加的資格也沒有，因為我自幼便是一個沒有父親的孩子。」

　　六月初，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代表馬林來到上海。這位荷蘭人剛到不久，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又派遣尼科爾斯基來接替維金斯基工作。他們來上海之前都先在北京拜訪了李大釗，希望能在中國儘早召開全國代表大會，宣告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李大釗完全同意這一建議，因他正和馬敘倫等人率領「北京八校教職員索薪團」，天天在總統府門口請願，便派鄧中夏陪同前來上海。在共產國際代表的推動下，當時上海發起組負責人李達就發信給陳獨秀和各地黨小組，通知各派代表二人來上海參加「一大」，決定正式在七月建黨。

　　當時上海方面在去信前曾派包惠僧去廣州，要陳獨秀回滬主持黨的工作。陳獨秀接信後表示不能回滬，因為他還兼著大學預科校長職務，正在爭取一筆款子修校舍呢。他一走款子就不好辦了，所以他指派陳公博和包惠僧代表廣東去出席會議。

　　到了七月中旬，北京的李大釗也來不了了。持續三個多月的索薪運動終於和政府對抗起來。6月3日這天，北京國立八校校長及全體教職員和冒雨趕來的千余名學生齊集新華門請願。北京政府不但拒而不見，還指使軍警用槍柄刺刀大打出手。北大代理校長蔣夢麟被打得不能行動，北大教授馬敘倫和沈士遠渾身血痕，頭破額裂，慘不忍睹。李大釗也被軍警擊倒在地，不省人事。昏迷醒來後，他不顧頭部刺傷流血，仍面對兇手發表了慷慨激昂的抗議演說。李大釗不能腦袋包著紗布前來開會，接到通知後，就派張國燾、劉仁靜代表北京小組去了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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