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達書庫 > 名人傳記 > 北大之父蔡元培 | 上頁 下頁
九九


  陳獨秀仍然很忙,先是和章士釗等人籌辦西南大學,最後一籌莫展。又要獨自編《新青年》,還到處約人談話,研究如何成立共產主義小組的事。幾天下來,張國燾有點佩服了。陳先生儘管很忙,生活卻忙中不亂,很有規律。他上午寫作,中午盡可能要睡一會,下午或應酬來客或出門社交,晚上再接著寫文章,精力實在過人。

  八月中旬的一個晚上,家中來了一位俄國客人。來人是第三國際遠東局的維金斯基,陪同前來的翻譯是俄籍華人楊明齋。

  「陳先生,這裡有李大釗先生的信。」見面時,帶著山東口音的楊明齋遞過來一封信。看樣子他要比陳獨秀小一點,約莫三十八九歲。

  「哦!是守常介紹來的。」陳獨秀狐疑的臉上露出了笑容。他一邊讓坐,一邊急切地看起信來。

  「李先生還是柏烈偉先生介紹我們認識的呢!」楊明齋估計陳獨秀認識這位北大的俄籍教授。

  「好啊,歡迎,歡迎。」陳獨秀滿面春風地忙著上茶敬煙。李大釗在信中介紹了這位化名吳廷康的維金斯基來滬的目的。他們是想聯絡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領袖人物,儘快在中國建黨。顯然,這位老朋友是一直把自己看成領袖人物的。俄國客人一到上海又先來找自己,這使他覺得很有面子。

  「請問,你們一起來了幾位?」陳獨秀說話時,禮貌地對這位俄國人笑了笑。對方忙咧了咧嘴,他那雙冷峻的鷹眼一直注視著陳獨秀。

  楊明齋忙說:「吳先生的秘書馬馬耶夫和夫人都留在北京,想協助李先生在北方建黨。」

  「看來你們對中國的情況很熟悉?」

  「不,我們是從少數俄僑口中聽說《新青年》和陳先生大名的。」

  說話時,楊明齋欠了欠上身,看得出他對這位中國新文化運動的領袖很尊重。

  「陳先生、李先生都是中國社會主義運動的領袖人物。」

  突然,吳廷康用生硬的中國話插了一句。陳獨秀充滿敬意地眨了眨眼,他沒想到這位俄國人還會講華語。他發自內心地感歎了一聲,說:

  「我和李先生討論過在中國建立布爾什維克式的政黨,這次二位先生來華,正是我們求之不得的。」

  張國燾正將籐椅移到門外,手裡搖著芭蕉扇,悄悄地聽著樓上的談話。李達說楊明齋以前來過,這位俄國人倒是第一次看見,說完又回屋裡埋頭寫作去了。陳獨秀正在談起俞秀松和羅亦農成立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的事,談起陳望道剛剛翻譯完成的《共產黨宣言》,談起李達正在籌備的《共產黨》月刊,談起戴季陶的那份宣傳社會主義的《星期評論》雜誌。維金斯基聽說這些人都住在漁陽裡附近,就饒有興趣地提出想分別見見他們。

  兩位客人走後,陳獨秀還談興未盡,拉著張國燾來院子裡乘涼。陳獨秀說:

  「你回北京後,就和守常、申府一起,儘快把北京小組成立起來。我們上海小組,這個月就成立了。」

  張國燾聽得熱血沸騰,一把拉住對方的手:

  「可惜我還不是共產黨。」

  「不要緊,我會建議他們考慮的。」

  張國燾是八月底趕回北京的,臨走時,陳獨秀托他帶了一封信。李大釗看完信後覺得事關重大,就和張申府在「亢慕義齋」討論起來。

  李大釗沉思著站起來,在房間裡來回踱步說:「仲甫在考慮黨章時,對叫『社會黨』還是『共產黨』拿不定主意。維金斯基的意思,各國共產黨名稱可以不一致,不必強求。記得俄國以前是叫社會民主工黨的,現在已改為共產黨了,我的意見就叫共產黨吧。」

  「仲甫擔心戴季陶、張東蘇不願意用共產黨的名稱。」

  張申府坐在椅子上,一邊看著陳獨秀的信一邊說。他最近去過趟上海,陳獨秀的意思,如果想爭取戴秀陶、張東蘇等人在黨內,能否不叫共產黨。

  李大釗注視著牆上的馬克思像,堅毅地說:「這是個原則問題,他們要是真不滿意共產黨的名稱,那是留不住的。」

  「好!我給仲甫回封信,就定下來叫共產黨吧!」

  其實張申府也知道,戴、張等人只是找藉口罷了。

  李大釗又談到陳獨秀對張國燾的評價,說:「仲甫對張國燾印象不錯,是不是先把他吸收進來?」

  張國燾當時是北大學生會主席,國民社的主要負責人。新潮社的傅斯年、羅家倫先後出國後,他在學生中算是活動能力最強的人了。

  張申府覺得他有點愛出風頭,但想了想還是同意了:

  「我同意吸收他入黨,因為仲甫的意見是能入黨的人最好都吸收進來,他說當務之急是增加黨員數量。不創黨則已,既然創黨,就轟轟烈烈地創,創出個眉目來。他希望我們先組織北京小組,儘快向北方發展。他已去函湖南、湖北、山東等地,希望各地加快建立共產黨小組,力爭在明年正式在中國建黨。」

  仲秋時節,天高氣爽,北京共產黨小組在「亢慕義齋」召開了第一次會議。張國燾、鄧中夏、羅章龍和劉仁靜都是李大釗發展的第一批黨員。當時的北大還沒有白色恐怖,門口不遠處還有校警在幫著站崗。在談到經費問題時,大家都有點發窘。北京小組和上海小組相比,經費要困難得多。陳獨秀編輯《新青年》,經濟上比李大釗寬裕些。北京小組成員又多數是北大的窮學生,最後還是李大釗爽快地表了個態:

  「這樣吧,每月從我薪水中拿出八十元作為活動經費!」

  就在離這兒不遠的校長室裡,蔡元培正和丁文江會談。丁文江蓄著小八字鬍,剛隨梁啟超遊歷歐洲回國不久。他回國後,就出題對北大地質系的學生進行了考試,發現竟全部不及格。便來找蔡元培談整頓地質系的設想,決定成立地質研究會,聘請美籍地質學家葛利普和李四光任教授。組織地質調查,舉辦地質展覽會,一洗過去中國地質調查依賴外人之恥。

  此刻,兩人又談起了英美和蘇俄的外交政策。就在《新青年》的「紀念勞動節專號」上,全文刊登了蘇俄的第一次對華宣言。明確宣佈廢除從前與日本、中國及協約國所締結的一切秘密條約,廢除沙皇俄國在中國的一切特權。這個宣言原是去年在巴黎和會時發出的,但由於軍閥政府的封鎖,直到最近才在國內刊物上披露。

  丁文江又談起了梁啟超和他們代表團對英美法外交政策的看法。由於他們在山東問題上聯手出賣中國主權,中國的知識界對歐美民主政治的虛偽性產生了很大的懷疑,紛紛轉而對蘇俄有了好感。只見蔡元培感歎地說:

  「過去我國的一般看法,只要聽到俄國兩個字,就聯想到過激,不是驚駭,就是痛恨。此外,還有一點輕視。以為勞農政府,無非胡鬧一下,決無存在的地位。現在不同了,因為只有社會主義的蘇俄才能真正平等地對待中國。許多原來反對的人,也紛紛轉而贊同蘇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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