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之父蔡元培(94)

九四

　　第五章　鼓天下之氣（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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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個難得一遇的暖冬，年初的一天下午，天空中飄著牛毛細雨。只見一位手撐油布雨傘的青年人，快步走進了人跡稀疏的箭杆胡同。敲門時，年輕人發現，不遠處有一雙陌生的眼睛正狐疑地盯著他。

　　開門的陳獨秀，一眼就認出了毛澤東下巴上的那顆大痣。

　　「啊，是潤之呀！真是難得的稀客。快請進。」

　　毛澤東微笑地看著保釋在家養病的陳獨秀，發現獄中生活使他憔淬了許多，頭髮又落了不少，前額更加突出。但凹在眉骨下的兩眼還是烏黑發亮，挺有神氣。

　　「什麼時候來的？家裡還好嗎？」

　　陳獨秀示意他坐在寫字桌旁的木椅上。陳獨秀的臥室不大，一張床、一張寫字桌、兩架書就把房間擠得滿滿的。

　　「才來幾天，可惜母親不久前去世了……」

　　毛澤東的母親文七妹逝世時才五十三歲，家莫時，他含淚寫下了《奠母文》。從此後，他將是一個無牽無掛的人了。毛澤東沉默了一下，果斷地抬起了頭：

　　「先生關在監獄時，我在湖南創辦了《湘江評論》。這次帶了一個近百人的團體進京請願，要求驅逐段祺瑞的走狗——湖南軍閥張敬堯！」

　　毛澤東欠身從布包裡摸出幾期《湘江評論》，遞給了這位讓他敬重的思想導師。

　　陳獨秀接過雜誌翻了翻，說：「適之和守常在《每週評論》上誇你文字寫得好，就是講這個吧？」

　　「那是兩位先生客氣了。」

　　《湘江評論》創刊於1919年的7月14日，在二、三、四期上連載了毛澤東的《民眾的大聯合》長文。胡適看見後，當即在《每週評論》上推薦說，這篇文章眼光很遠大，議論也很痛快，確實是現今的重要文字。作為新文化運動的舉旗人之一，胡適能這樣評價一個外地年輕人，非常不容易。而李大釗更是旗幟鮮明地稱讚道：「《湘江評論》的長處在於議論，在武人統治之下，能產生我們這樣的一個好兄弟，真是我們意外的歡喜。」

　　趁毛澤東品茶時，陳獨秀很快被創刊號上《陳獨秀之被捕及營救》的文章吸引住了。他快速地瀏覽起來，兩眼閃射出愉悅的光芒。他真要好好感謝這位湖南人，在他危難之時，給了他有生以來最高的輿論評價。

　　我們對於陳君，認他為思想界的明星。現在的中國，可謂危險極了。不是兵力不強財用不足的危險，也不是內亂相尋四分五裂的危險，危險在全國人民思想界空虛腐敗到了十二分。中國的四萬萬人，差不多有三萬萬九千萬是迷信家。迷信神鬼，迷信物象，迷信運命，迷信強權。全然不認有個人，不認有自己，不認有真理。這是科學思想不發達的結果。中國名為共和，實則專制，愈弄愈糟，甲僕乙代，這是群眾心裡沒有民主的影子？
　　不曉得民主究竟是什麼的結果。陳君平日所標揭的，就是這兩樣。陳君為這兩件東西得罪了社會，社會居然就把逮捕和禁錮報給了他，也可算是罪罰相敵了！陳君之被逮，決不能損及陳君的毫末。並且是留著大大的一個紀念于新思潮，使他越發光輝遠大。政府決沒有膽子將陳君處死。就是死了，也不能損及陳君至堅至高精神的毫末。陳君原自說過，出試驗室，即入監獄。出監獄，即入試驗室。又說，死是不怕的。陳君可以實驗其言了。

　　我祝陳君萬歲！我祝陳君至堅至高的精神萬歲！

　　陳獨秀有點不好意思了，只是緊緊地握住他的手，連聲致謝。

　　毛澤東氣宇軒昂地抬起頭，餘恨未消地說：「可惜只出了五期，就被張敬堯這個反動軍閥封掉了。所以我這次來京，一是要掀起驅張運動。專門在故宮附近租了一個叫『福佑寺』的廟，作為驅張宣傳機構『平民通訊社』的社址。前日還在湖南會館發起了旅京湘籍各界公民大會，有上千人參加呢。另外，就想來看望守常先生和您，討教今後的救國之策。」

　　他已去看過李大釗，在這二十年代剛剛開始之際，他有許多的想法和衝動，急於向兩位思想導師傾訴。

　　「快說來聽聽，我覺得你們湖南人的精神十分可貴，懂得生命的價值。個人的生命最長不過百年，但真生命是個人在社會上留下的永遠生命。」

　　陳獨秀雖然剛虎口脫身，卻鬥志未泯，還增添了一種豁出去的熱望。說來奇怪，都四十出頭的人了，這些日子卻常想到人生的價值，國家的命運這些年輕人的話題，真正是四十而不惑了。

　　「我為什麼寫《民眾的大聯合》？因為總結辛亥革命失敗的教訓，不過是一些留學生、哥老會和新軍在活動，與我們民眾的大多數毫無關係。現在國家壞到了極處，人類苦到了極處，社會黑暗到了極處。補救和改造的方法，就是刻不容緩地實現民眾的大聯合。聯合起來幹什麼，首先要解決吃飯問題。世界上什麼問題最大，吃飯問題最大。然後要打破強權和專制，歐洲剛結束的這場戰爭，我國的南北戰爭，都是用強權打倒了強權，結果仍然得到了強權。現在俄羅斯已經打倒了貴族，驅逐了富人，消滅了強權。我預言一千九百一十九年以後如有戰爭，就是階級戰爭。就是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成功，就是中國的民眾大聯合和中國革命的成功！因為『五四』運動是在十月革命的影響下發生的，是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我敢說一句怪話，我們中華民族原有偉大的能力，他日中國的改革，一定比任何民族更為徹底。中國的社會，一定比任何民族更為光明。陳先生，守常先生已和羅章龍、鄧中夏在籌備馬克思主義研究會。我想問你一句話，在中國如何發動階級戰爭，推翻軍閥統治？如何走俄國人的路？我們當前究竟應該如何行動啊？」

　　毛澤東終於激動了，英氣逼人的大眼睛迷們地盯著陳獨秀，渴望能有一個滿意的答覆。

　　陳獨秀一下窘住了，臉漲得通紅。他仿佛看見了一個個性更為強悍的生命，在向他發問和挑戰。他必須回答和思考一個迫切而嚴峻的問題：中國革命的路究竟應該如何走？

　　可惜他暫時無法回答毛澤東的問題，但他不愧是位坦蕩的真君子，用不無歉意的口吻真誠地說：

　　「潤之，你的問題提得很及時。二十年代中國的政治革命，應完全區別於十年前的辛亥革命。最近廣東的陳炯明委託章士釗、汪靜衛創辦西南大學，他倆見我在京受人監視，難展宏圖，邀我去一趟上海。孫中山也于去年將中華革命黨改名為中國國民黨，也想重振旗鼓。所以我最近想悄然去上海聽聽動靜，順便思考你提出的問題。相信我和守常，不久就會給你一個答覆的。」

　　毛澤東走後，陳獨秀閉上眼睛休息了一會。窗外的雨不知什麼時候停了，雨後初晴，空氣格外清新。陳獨秀的精神為之一振，毛澤東的到來，給他沉悶的生活帶來了生機。這次見面使他對這位湖南人留下極好的印象，趁著餘興未了，他研墨揮毫，寫道：「我聽了這類聲音，歡喜極了，幾乎落下淚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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