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之父蔡元培(93)

九三

　　「我看北京學界是否可以為她開一次追悼大會？讓全國的有心之人都來敬仰憐惜她抗爭的志氣，研究和解決像她那樣不幸的社會問題。」

　　《新青年》同人一致響應，並委託胡適具體籌辦。

　　李超的追悼會成了本年度北京學界的又一次集體行動。蔡元培、胡適、李大釗、陳獨秀等五十四人，先聯名在北京《晨報》刊登啟事。追悼大會終於在小雪這天于女高師隆重召開，到會者達上千人之多，詩文挽章三百餘份。會場中央掛著李超遺像，上題蔡元培「不可奪志」的橫額。胡適以北大知名教授和新文化倡導者的地位，在那篇當場散發的《李超傳》中，向整個吃人的封建宗法制度發出了強烈的控訴。

　　在場的每一個人，都忘不了他激憤的聲音：

　　「李超有錢而不能用，以致受盡了種種困苦艱難，以致於病，以致於死，這是誰的罪過？這是什麼制度的罪過？」

　　蔡元培那天也發了言，心裡滿滲著悲涼。因為他在哀悼李超的同時，也在哀悼另一位朋友。劉師培終於在秋風秋雨中病逝了，一代國學大師只活了三十六歲，實在令人痛惜啊！記得那天他正在校長室歡送傅斯年、羅家倫和許德珩等畢業生去國外留學，這許德珩的出洋經費還是他托江西教育廳長許壽裳設法解決的。望著這些即將離他遠去的學生，這些「五四」運動中的叱吒風雲的學生領袖，他的心裡真不是滋味喲。就在這時候，錢玄同臉色鐵青地闖了進來，報告了這個噩耗。

　　劉師培是11月20日病死家中的，當時黃侃不巧去武昌處理私事，情急中何震只好請來了錢玄同。他臨死的前一夜神志非常清醒，見錢玄同來到床前，臉上還露出一絲慘笑。他終於說出了壓抑心頭多日的肺腑之言：

　　「玄同，我要走了。謝謝你和……仲甫、蔡先生，對我的關照。有些話在臨死前，還是說出來……痛快，你知道我是過來人，在中國，我算是最早研究無政府主義和社會主義的人了……我覺得你和仲甫的文化觀點……太偏激。仲甫的《文學革命論》遠比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激進多了，他幾乎否定了包括漢賦。唐詩和宋詞在內的全部古代文學。你還開口選學妖孽，閉口桐城謬種。而且只要誰提倡研究和整理國故，你們就不分青紅皂白，一律打成復辟派。我以為這種偏激如不糾正，只能造成民族虛無主義和傳統文化的斷頁。你們為什麼會這樣呢？難道你和仲甫不懂國學嗎？這個問題我想了很久，我知道你們也在尋求救國之路，你們發動的新文化運動其實想從全域上引進西方文化。你們可能認為以儒學為主流的傳統文化已不可能讓中國進入現代社會，這觀點我想也是對的。你們的問題在於，只提倡了從全域上引進西方先進文化，而忽視了引進西方文化必須進行消化，必須符合中國的實情。你們大情緒化了，連營壘中有不同意見也不允許。在這方面胡適是對的，我死後，相信二十年代必將興起一個國學研究的高潮。你一定要把我的話，轉告蔡先生和仲甫。我相信他們……會聽得進的……」

　　那天的錢玄同聽得恍如五雷劈頂，只顧緊緊地拉住劉師培乾枯的手，一句話都不敢解釋。當他跑來告訴蔡元培時，蔡元培也感到很震驚。他沉思良久，才緩緩地抬起頭問：

　　「申叔的話有理嗎？」

　　錢玄同沒有回答，只是面色悲慟地點了下頭。

　　蔡元培終於長歎了一聲：「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呐！」

　　劉師培沒有後代，更沒有遺產，一生只留下七十四部國學專著。蔡元培親自出面張羅喪事，他的生前好友，時任晉北代理鎮守使和閻錫山公署參謀長的南桂馨，出錢購置了棺木並支付喪事的一切費用。黃侃一回京就披麻戴孝地趕來弔唁，跪在地上放聲痛哭。劉師培的死，讓他想起了顏回、韓非、賈誼等才子的早夭。並當即吟詩一首以示哀思：

　　夫子挺異質，運窮才則優。
　　名都富文藻，華宗紹儒修。

　　而何震卻因丈夫去世後痛不欲生，沒多久就神經錯亂了。她常常會哭哭啼啼地來北大門口喊叫，找蔡先生，找陳獨秀，要劉師培快點回家。每當這時，總是劉師培的弟子劉叔雅出來好言勸慰，默默地護送她回家。

　　她那淒涼的呼號，給1919年的歲末抹上了一筆沉悶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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