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之父蔡元培(95)

九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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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魯迅先生此刻已喬遷於八道灣的新居裡。

　　在波瀾壯闊的1919年，他一直忙於兩件事，找房子和舉家遷移北京。紹興新台門的祖宅已賣給朱朗仙家，需在陰曆年底前全部交付。於是他年初就開始四處奔波尋覓合適的住房，直至八月中旬才買定八道灣十一號羅氏住宅一所。又開始招工備料，緊張地張羅修繕事宜，一直忙到十一月下旬。然後親自趕去紹興，接來了母親、三弟及眷屬。周作人與羽大信子去年八月早就來了北京，以母親為核心的周氏三兄弟一家，經過多年的骨肉分離，終於在這桃花源裡開始了其樂融融的團聚生活。

　　下午，周作人上完課，便邀蔡元培乘一輛包車來到了八道灣。周宅頓時熱鬧起來，先由魯迅陪著參觀新居。哈！院子的空地真大，簡直好開運動會了。在魯迅的居室外間，蔡元培碰見了比魯迅大三歲的朱安。朱安顯得很局促，低著頭退了下去。蔡元培仿佛聽見了魯迅平時的歎息，說這是母親送給他的一件禮物。覺得她有點尼姑相，也在心裡為這失敗的婚姻哀歎了一聲。蔡元培在桌子前坐了下來，發現魯迅所墊的褥子，是一條很薄很薄舊得已經發硬的老棉花套。蓋的棉被也是一條很單薄的小被子，房間裡又不生火爐，如何抵擋冬天的寒冷呢？早就聽說他一直過著僧侶般的禁欲生活，從不穿棉褲，也不願意換藤繃或棕綳床睡覺，今天總算證實了。蔡元培的臉上溢出一絲悲哀，魯迅卻渾然不覺，又高興地陪他去見魯老太太。老太太見當年的蔡總長到了，一口一聲恩公，顫巍巍地召喚下人上茶和讓座。蔡元培的眼睛突然模糊起來，仿佛看見當年自己翰林及第時，紹興的一位老翰林，魯迅的祖父周福清，卻從打著「汝南周」燈籠的深宅大院裡，因科舉案鋃鐺入獄了。這位老翰林也是位大好佬，酒後因鄉人請求，竟糊塗地帶著一萬兩銀子的期票，去賄賂那位最終送他下地獄的主考官。唉！豫才也許是過早地感受了家庭和社會的世態炎涼，才養成今日乖戾的性格。

　　屋裡的氣氛很快被家宴的歡鬧沖淡了。周作人的日本太太羽田信子端上了幾樣紹興風味萊：筍乾燉老鴨，霉乾菜炯肉，還有青魚幹、糟雞等。這筍乾還是用小竹筍醃的，筷子般細。大家嘗了一口，紛紛說鮮。周氏三兄弟在一旁作陪，況且又喝了幾杯地道的紹興花雕，蔡元培的興致很快就上來了。

　　他醉眼矇矓地打趣道：「中國文壇有了你們周氏兄弟，就永遠不會寂寞了。豫才的小說好，啟明的散文佳。豫才不僅文章好，考證也好。你的《古小說鉤沉》讓國文系的馬幼漁主任都眼紅了，一定要我聘你來講中國小說史。怎麼樣，能給我者蔡一個面子嗎？」

　　魯迅含笑舉起酒杯，與蔡元培對飲了一口，算是答應了聘約。見他無奈地說：

　　「看來為了稻糧謀，我也只得重返令人一度討厭的教壇了。」

　　一年多以來，政府一直鬧窮，部薪不能按月發放。在傅岳囗代理教育總長期間，他自己也曾加入部裡自發組織的索薪團，帶了麵包和水，到財政部包圍總長李思浩。那結果是一場騙局，長官簽發的支票和應許的諾言，全都不能兌現，從此對索薪也就冷淡多了。但現在整個大家庭都來了北京，統管經濟的信子又愛花錢，靠他和啟明的薪水自然入不敷出，有時還被弄得相當窘迫，他不得不考慮出門兼課了。

　　周作人談起了正熱鬧一時的「新村」運動。他於去年夏天去日本接回了家眷，在日期間最大的收穫，是對武者小路實篤創辦的「新村」所在地石河內村的訪問。

　　周作人說：「我進了新村不知怎麼說才好，似乎平日夢想的世界，已經到來。那裡人人勞動，各取所需，新村的空氣中，便充滿了人類之愛，實在令人陶醉。我回國後寫了《訪日本新村記》，提出了新村的理想，就是真正人的生活的理想。這跟我『人的文學』的主張是完全一致的。」

　　蔡元培頓時來了興趣。他對工讀互助團的出現傾注了巨大的熱情，先是在元旦發表了《國外勤工儉學會與國內工學互助團》一文，又在一月中旬應邀在少年中國學會作了題為《工學互助團的大希望》的演講。還和陳獨秀、胡適、李大釗等人捐款贊助這一新生事物，陳獨秀雖剛出監獄，卻一下捐了三十大洋。魯迅對此卻很冷淡，說這事註定辦不下去。周作人堅持說一定辦得下去，工讀互助團不需養家，不需還利息，不被資本家奪去剩餘價值，有這麼多好處，為何辦不下去呢？現在連天津、南京、上海、武漢、廣州等地都在群起仿效了。還有，那位湖南的毛澤東，來京後參觀了女子工讀團，覺得很有趣味，打算回去也搞「改造湖甫聯盟」的計劃，也想發起一個類似的組織呢。

　　蔡元培見兄弟倆各執所見，氣氛寡淡了，忙含笑前來解圍道：

　　「中國的出路在改造，改造的出路在教育，中國的教育是窮教育，所以前年我搞校役夜班，最近北大學生會發起平民夜校，啟明又和王光祈等人辦工讀互助團，都反映了大家為探索改造中國之路所作的可貴努力，這種精神是值得稱頌的。豫才，這次回京後我抽空看了《新青年》的『馬克思主義研究專號』，發現了同一期你的隨筆和《藥》，覺得守常是把你當作主義派了。而《每週評論》上胡適和守常的論戰我也拜讀了，看樣子《新青年》營壘已有思想分歧。唉！二十年代的中國，各種主義和思潮都將登臺亮相。思想文化界，又將面臨一次新的大浪淘沙！豫才，我覺得守常和仲甫已明顯蘇俄化，他們是想發動政治革命了。而玄同、半農、尹默還在搞學術革命，適之也開始高談政治了，但著力點還在文學和學術上。豫才、啟明，從本意上講我不想看到《新青年》同人內江，散夥，不知你們有何高見呢？」

　　周氏兄弟對視一笑，魯迅呷了一口酒說：「在『問題和主義』的爭論中，我是不反對過激主義的。」

　　他又點燃了煙，低頭抽了起來。記得在李大釗編的那期「專號」裡，他曾熱情地讚美過十月革命，在雜感中寫道：「在刀光火色衰微中，看出一種薄明的天色，便是新世紀的曙光。」而那篇小說《藥》是寫革命者夏瑜的，這個孤獨的精神的戰士，為著民眾戰鬥，卻在死後被愚昧者喝了他的血。《藥》寫得有些王婆式的鬼氣，他在鋪紙蘸墨時，總感到有老熟人秋瑾的亡靈在腦中回旋，屋外又有那棵曾吊死過人的大槐樹，連魯迅自己也感到文中彌漫著安特萊夫式的陰冷。他是應李大釗之約而寫的，他預感到對方會感興趣。果然，李大釗從魯迅的小說中看到了革命者的悲哀、國民的愚昧和宣傳馬克思主義的重要性。他視《藥》為主義派，當即將文章收進了馬克思主義研究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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