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之父蔡元培(92)

九二

　　李大釗在文章中寫道：「有一位愛讀本報的人來信說，我們對於世界的新生活，都是瞎子。虧了貴報的『隻眼』，常常給我們點光明。我們實在感謝。現在好久不見『隻眼』，是誰奪了我們的光明？」

　　李大釗不但最早趕來看他，還出面召集《新青年》同人在六味齋為他接風，把蔡元培也請來了。陳獨秀雖然身體有病加上行動受限制，仍快人快語地與李大釗逗趣道：

　　「守常，這次坐牢最大的收穫是什麼？你猜猜看，我要加盟布爾什維克了！」

　　胡適聽得臉色蒼白，李大釗卻高興地從棉袍裡摸出一首詩，還是專門為歡迎他出獄而寫的。據說劉半農也在為陳獨秀寫詩，題目叫《D——！》，詩句也怪怪的，可惜今天還沒寫完，只好老老實實地聽李大釗先朗誦起來。

　　你今出獄了，
　　我們很歡喜！
　　他們的強權和威力，
　　終究戰不勝真理。
　　什麼監獄什麼死，
　　都不能屈服了你；
　　因為你擁護真理，
　　所以真理擁護你。
　　你今出獄了，
　　我們很歡喜！
　　相別才有幾十日，
　　這裡有了許多更易；
　　從前我們的「隻眼」忽然喪失，
　　我們的報便缺了光明，減了價值；
　　如今「隻眼」的光明複啟，
　　卻不見了你和我們手創的報紙！
　　可是你不必感慨，不必歎息，
　　我們現在有了很多的化身，同時奮起：
　　好像花草的種子，
　　被風吹散在遍地。
　　你今出獄了，
　　我們很歡喜！
　　有許多的好青年，
　　已經實行了你那句言語：
　　「出了研究室便入監獄，
　　出了監獄便入研究室。」
　　他們都入了監獄，
　　監獄便成了研究室；
　　你便久住在監獄裡，
　　也不須愁著孤寂沒有伴侶。

　　陳獨秀聽了很高興，他深情地望著蔡元培，爽直地說：「我知道舊勢力也容不得您待在北京呀！」

　　蔡元培會心一笑，說：「可是我終於回來了。也希望你繼續留在北大，我想請你在明年開一門宋詩新課如何？」

　　陳獨秀略一沉思，見盛情難卻只好先答應了。這時錢玄同、劉半農、高一涵、周作人紛紛向他敬酒，他也關切地詢問起各自的情況。

　　錢玄同還在熱衷於他的文字改革，他好像對政治革命興趣不大。原來挺容易激動的大嗓門，在更加狂熱的學生運動面前，突然變得微弱不堪起來。劉半農正準備去法國留學深造，他因國學底氣不足受盡了舊派的辱駡，心裡也一直憋著股氣，發誓非混個洋博士的招牌不可。

　　蔡元培和陳獨秀都很關心周氏兄弟，周作人說他兄長又以魯迅筆名在《新青年》發表了短篇小說《孔乙己》和《藥》。最近正在翻譯一個日本人的劇本。這個劇本，就是武者小路實篤的《一個青年的夢》。周樹人認為這個反戰的劇本很適合中國的讀者，每天晚上，兄弟倆點了燈，看著書卷上閃光的金字，不由得會想起作者在《新村雜感》裡的另一段話：「家裡有火的人呵，不要將火在隱僻處擱著，放在我們能見的地方，並且通知說，這裡也有你們的兄弟」。他們兄弟倆想在大風雨中，高擎起火把，讓中國的青年也能覺醒過來，去憂慮人類的命運，去創造一個新的世界秩序。

　　而周作人正熱心研究日本的「新村運動」，想和《少年中國》的負責人王光祈發起「工讀互助團」，提倡過一種城市裡的新生活。他這怪念頭很快引起了在座各位的興趣，當時在青年知識分子中，各種改造社會的方案應運而生，而勞工神聖，與勞工為伍的聲浪日益高漲。蔡元培興奮地說：

　　「啟明你談的再詳細一些，必要時把那位王光祈也叫來。我們可以先在北大作試驗呀，只要有可能，我們幾位可以作為發起人聯名募捐。」

　　周作人也來了情緒，雙眼熠熠放采，用一口紹興官話，描繪出一個美妙的幻景：

　　「我們設想的工讀互助團主要是辦素菜食堂、製作工藝、洗衣和放映電影等。其中手工產品如毛巾、襪子等都以『工讀』的商標出售。並規定團員每日做工四小時，工作所得歸團體公有。而團員的生活費、教育費、醫藥費、書籍費由團體供給。王光祈把這種新生活稱為『新社會的胎兒，是實行我們理想的第一步』。我想若是工讀互助團成功的話，那麼守常先生所嚮往的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社會，不就漸漸地實現了嗎？」

　　李大釗和陳獨秀也欣喜地對視了一眼，覺得這倒是一次很好的社會實驗。

　　李大釗說：「這樣做只要用極少的經費，極簡單的方法，就可以盡做工的責任，達求學的志願，實行互助的主義，點子倒還真不錯喲。」

　　蔡元培不愧是位理想主義者，他好像已進入了角色，非常投入地說：「如果全國的苦學生都能這樣組織起來，全國做工的人，也能用這種方法工余求學，全國有能力的人，也都來助成這項事業，青年求學的問題便可解決了。要是能感動全國各團體都這樣做，中國的最大問題也可解決了。要是與世界各團體聯合起來做，那麼世界最重大的問題也就解決了，這豈不是人類最大的希望嗎？」

　　陳獨秀畢竟剛從牢房裡出來，見蔡元培書生氣十足，又忘情地兜售起當年以互助論為核心的空想社會主義，便不溫不火地潑來些冷水，說：

　　「在目前的中國可能嗎？蔡先生，別忘了你我的遭遇和處境。這事可以做，但僅僅是一種試驗。我建議今後《新青年》要把關注的目光，投向民眾運動和社會改造，投向廣大受苦受難的勞苦大眾！」

　　胡適突然想起了一件事，一個人，一位含冤而死的女性，一種悲慘而不公平的社會命運。他的情緒頓時低落下來，面容淒威地放下筷子，說：

　　「我近日正在為一個可憐的短命女學生寫傳。她叫李超，是北京高等女子師範學校的普通學生。她是廣西梧州人，家中財產頗豐，父母早死了，一個過繼的哥哥，全無心肝，」待她很不好。李超因不滿封建舊家庭，發憤出門求學。但因此也更遭封建傳統勢力的迫害，到後來竟一錢不寄，完全斷絕了她的費用。她終於在最近因憂憤和貧病交加死了。她死以後，家中繼兄連信也不寄一封。棺材停放在北京的一座破廟裡，家裡也沒人來過問一聲。後事全靠同鄉和朋友料理。他們在整理遺物時，找出許多信劄，分類編記後送來我這裡。我讀了這些信稿，對這位無名女生產生了無限的同情和痛惜。我覺得替這一個女子做傳，比替什麼督軍做墓誌銘更重要的多！」

　　蔡元培聽得心頭發酸，忍不住摘下眼鏡擦了下潮紅的眼眶。他覺得「五四」以後，更應該引導學生去關注國內的社會問題，關注底層勞苦大眾的悲慘命運，便鄭重地提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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