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之父蔡元培(89)

八九

　　我再舉現在人人嘴裡掛著的「過激主義」做一個例：現在中國有幾個人知道這一名詞做何意義？但是大家都痛恨痛駡「過激主義」，內務部下令嚴防「過激主義」，曹錕也行文嚴禁「過激主義」，盧永祥也出示查禁「過激主義」。前兩個月，北京有幾個老官僚在酒席上歎氣，說「不好了，過激派到了中國了。」前兩天有一個小官僚，看見我寫的一把扇子，大詫異道，「這不是過激党胡適嗎？」哈哈，這就是「主義」的用處！
　　我因為深覺得高談主義的危險，所以我現在奉勸新輿論界的同志道：「請你們多提出一些問題，少談一些紙上的主義。」
　　更進一步說：「請你們多多研究這個問題如何解決，那個問題如何解決，不要高談這種主義如何新奇，那種主義如何奧妙。」
　　現在中國應該趕緊解決的問題，真多得很。從人力車夫的生計問題，到大總統的權限問題；從賣淫問題到賣官賣國問題；從解散安福部問題到加入國際聯盟問題；從女子解放問題到男子解放問題：……哪一個不是火燒眉毛的緊急問題？
　　我們不去研究人力車夫的生計，卻去高談社會主義；不去研究女子如何解放，家庭制度如何救正，卻去高談公妻主義和自由戀愛；不去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散，不去研究南北問題如何解決，卻去高談無政府主義；我們還要得意揚揚誇口道，我們所談的是根本「解決」。老實說罷，這是自欺欺人的夢話，這是中國思想界破產的鐵證，這是中國社會改良的死刑宣告！
　　為什麼談主義的人那麼多，為什麼研究問題的人那麼少呢？這都由於一個懶字。

　　高談主義，不研究問題的人，只是畏難求易，只是懶。
　　讀者不要誤會我的意思。我並不是勸人不研究一切學說和一切「主義」。學理是我們研究問題的一種工具。沒有學理做工具，就如同王陽明對著竹子癡坐，妄想「格物」，那是做不到的事。種種學說和主義，我什麼都應該研究。有了許多學理做材料，見了具體的問題，方才能尋出一個解決的方法。但是我希望中國的輿論家，把一切「主義」擺在腦背後，做參考資料，不要掛在嘴上做招牌，不要叫一知半解的人拾了這些半生不熟的主義去做口頭禪。

　　李大釗一回京就看見了胡適的文章，儘管他以溫和忠厚著稱，但覺得對方公開沖著他而來，心裡真有點生氣了。正好這天張國燾和鄧中夏來他家，李大釗就提高嗓門說：

　　「胡適真是胡說，不懂主義，怎麼研究問題呀？」

　　鄧中夏想起了一個笑話，嘴巴就咧開了。胡適在北大被稱為最好的教書匠，加上一張能說會道的嘴，講的比寫得更好。偶爾說癮大發，白話口語，之乎者也，也全然不顧了。有一回他一口氣在黑板上寫了「孔說」、「孟說」，越說越來癮，最後當發表自己意見時，竟在黑板上寫了「胡說」，惹出了一場「哄堂聽胡說」的大笑話。

　　張國燾卻揚言要親自上胡適家辯論，說讓他也看看青年布爾什維克的鋒芒。

　　李大釗寬厚地擺擺手，說：「胡先生是主張學術討論的，在北大平時只有我愛談點主義，還是由我來迎接挑戰吧！」

　　李大釗的《再論問題和主義》在《每週評論》發表那天，胡適正在陪杜威先生吃飯，旁邊坐著傅斯年和羅家倫。八月的天氣格外悶熱，胡適讀完後眉頭緊鎖，半日不語。他在心裡哀歎了一聲，守常是有些誤會了，儘管他的語氣比那位藍志先客氣。藍志先是梁啟超研究系的文膽，也是北大同事。他見了胡適的文章後，搶在李大釗之前就寫了一篇《問題和主義》。藍志先算是讀懂了胡適的用意，完全幫著安福系抨擊他，言辭比李大釗激烈多了。胡適是講究民主的，照樣親手編發了這篇文章。

　　傅斯年從李大釗的文章裡聞到了火藥味。守常先生不愧是位坦蕩的君子，見他開門見山地說：

　　《新青年》和《每週評論》的同人，談俄國的布爾什維克主義的議論很少，仲甫先生和胡適先生，一方面要與舊式的頑逆思想奮戰，一方面要防遏俄國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潮流，我可以自白，我是喜歡談談布爾什維克主義的……

　　傅斯年也覺得李大釗誤會了胡適，他完全把胡適當成對手了，一發而不可收地批評起來。

　　杜威者頭對這場論戰倒是挺感興趣。他來中國已有些日子，作為一位哲人，自然有過人的見解。見他幽默地聳了聳肩膀，笑著對胡適說：

　　「胡先生這回要四面受敵了，因為你的文章既沒有想清楚，更沒有講清楚。」

　　胡適終於沮喪地低垂下腦袋，說：「唉！誰讓我們正好生活在中國的大動亂時代呢？在這個動亂的時代，儘管我們心智的版圖上早就浮印著中國的輪廓，但外來的觀念和思想，又像狂風暴雨一般衝擊而來。目前的中國，階級對抗也實在太激烈了。所以『革命』這個字眼最容易被人接受和利用。在守常等人眼裡，我和杜威先生肯定成了西方來的傳教士，是來宣傳西化理論的。其實對社會主義的研究，我相信不會比他們差。」

　　傅斯年贊同地點了下頭，與羅家倫輕聲交談起來。他倆知道胡先生確實讀了不少這方面的書，其實他和李大釗一樣，也是非常虔誠地思索著中國的出路。

　　杜威先生的臉色突然凝重起來，那睿智的目光終於觸及到一個沉重的話題。他用充滿哲理的語言說出了心中的想法，令在場的每一個人都感受到他對中國問題的關注：

　　「我親愛的青年朋友們，現在我們必須回答一個共同關注的問題，如何面對世界，尋找本民族的出路？為什麼叫面對呢？對中國人來說，面對不言而喻包含著對抗的意思。一個歐洲人，絕不會說，他一生下來就『面對』東方文化。因為他的文化兩個世紀以來一直是世界的主流。他生下來只有自我意識，沒有對抗意識。他們懷著自由派的理想主義，真誠地相信自己正沿著一條萬無一失的平坦大道走向美好的世界。而對於中國的知識分子，自十九世紀維新變法以來，就一直籠罩在絕對專制，險象環生，大難臨頭的壓抑和緊張之中。二十年前的梁啟超，勇敢地發出了『破壞亦破壞，不破壞亦破壞！』的呼籲。今天我發現你們仍在重複前人的痛苦和努力。中國到底往哪裡走？李大釗先生提倡蘇俄的階級戰爭，陳獨秀先生嚮往法蘭西的民主自由，而胡適先生更看重歐美的自由主義。這自由主義其實是一種社會政治制度，也是一種生活態度，只有全社會多數人都具備了這樣的生活態度，樹立了正確的公民意識，這個社會才可以算是一個現代化的社會，這個國家才可以成為一個法治國家。中國要達到這個目標，還有漫長而曲折的路程。而這次的『五四』和新文化運動，卻使我消除了西方人意識中長期存在的關於中國人冷漠、狹隘的陳詞濫調。明知政治行動充滿風險卻義無反顧，明知希望沒有結果仍一如既往地前進。從某種意義上說可以把這些青年知識分子比作希臘歌劇中的合唱班，儘管他們的聲音有時太尖銳太刺耳，儘管他們的姿態有時太過於形式化，但他們還是同傳統的合唱班不一樣，他們發出了自己的聲音，他們擁有一種離開自己的既定位置走向政治舞臺中央的巨大力量。不過這樣做的人，往往比別人多一分風險，甚至會很早就死去。但不可否認，他們是民族的精華和希望。他們使我又思考起一個新的問題，中國的出路除了西化、蘇化這兩條路之外，還有第三條路嗎？講到這裡，我非常欣賞蔡元培先生兼容並包的文化態度。他是試圖溝通中西，尋找本民族出路的一位偉大的啟蒙思想家。而胡適先生注重文化建設，提倡多研究和解決中國實際問題的務實精神，從長遠講都是值得稱道的。只是在這四分五裂，吵吵嚷嚷，務虛不務實的時代裡，沒有人會理睬他微弱的聲音。這是中國思想界的悲哀，你們將會為此付出沉重的代價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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