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之父蔡元培(88)

八八

　　二、我絕對不能再作不自由的大學校長。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學的通例。德意志帝政時代，是世界著名開明專制的國，他的大學何等自由。那美、法等國，更不必說了。北京大學，向來受舊思想的拘束，是很不自由的。我進去了，提倡點新的學理，發佈點新的印刷品，用世界的新思想來比較，用我的理想來批評，還算是半新的。在新的一方面偶有點兒沾沾自喜的，我還覺得好笑。哪知道舊的一方面，看了這半點新的，就算「洪水猛獸」一樣了。又不能用正當的辯論法來辯論，鬼鬼祟祟，想借著強權來干涉。於是教育部來干涉了，國務院來干涉了，甚而什麼參議院也來干涉了，世界有這種不自由的大學嗎？還要我去充這種大學的校長嗎？

　　三、我絕對不能再到北京的學校任校長。北京是個臭蟲窠，無論何等高尚的人物，無論何等高尚的事業，一到北京，便都染了點臭蟲的氣味。我已經染了兩年有半了，好容易逃到故鄉的西湖、鑒湖，把那個臭氣味淘洗淨了。難道還要我再作逐臭之夫，再去嘗嘗這氣味嗎？我想有人見了我這一段的話，一定要把「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話來勸勉我。但是我現在實在沒有到佛說這句話的時候的程度，所以只好謹謝不敏了。

　　蔡元培醒來後顯得很激動，嗓音挺大地漲紅著臉，執意要發表這份宣言。多虧元康勸阻，費盡了口舌，又以自己名義代家兄擬了份啟事在上海《申報》發表。他在啟事中敬告天下好友，因醫生囑託，家兄胃病增劇，神經衰弱，從此屏絕外緣，謝絕見客云云。但由於這時「挽蔡救陳」已初戰告捷，湯爾和、馬敘倫、沈尹默隨同教育部秘書徐鴻寶先後來到了杭州，所以這份不合作的宣言還是很快在北大流傳開來。

　　話分兩頭，正當巴黎和談的簽字日期一天天逼近時，梁啟超又聽說了北京政府臨時變卦的消息。段祺瑞密電陸征祥，命令他在條約上簽字。顧維鈞也軟了下來，見大勢所趨，還是保一頂烏紗算了。梁啟超氣得又開始咯血，幾個月國內共拍來七千余封警告電函，政府最終還是一意孤行，看來在出賣主權上已鐵了心。他也鐵下心跳出來抗爭了，與手下幾位一商量，決定再打學生這張牌。可苦於北京太遠，他又找了吳稚暉和李石曾，馬上分頭去發動中國留法學生緊急行動。就在6月28日和約簽字這一天，幾百名憤怒的學生突然包圍了中國代表團寓所。陸征祥怕再遭受曹、章的下場，終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韙，被迫對巴黎各報發表了正式聲明，表示中國代表團為正義、為國家只有拒簽和約，以待世界輿論的最後裁判。

　　雖然巴黎和會在中國代表缺席的情況下，還是由幾個大國簽訂了《凡爾賽條約》，但「五四運動」所提出的全部條件，倒是圓滿地畫上了一個句號。當我們追溯往事時，無不為當年的愛國學生運動深表敬意。

　　17

　　胡適正坐在《每週評論》的編輯部裡，也開始煩躁地抽起了煙。當時的編輯部設在南城騾馬市大街米市胡同79號，陳獨秀被捕後，主編雜誌的擔子就落在他和李大釗肩上。暑假裡，李大釗去了昌黎的五峰山度假，這一期刊物就輪到他主編了。他的對面坐著羅家倫，這幾天羅家倫在為杜威做翻譯，空下來就跟著他四處亂跑。

　　胡適碰到了一個尖銳的問題，他曾發誓二十年不談政治，但今天看來要破例了。他翻開前幾期雜誌，發現四月的《每週評論》發表了《共產黨宣言》（摘譯）。五月的《新青年》出版了「馬克思主義專號」，又發表了李大釗的《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他終於有點不滿地歎息了一聲：

　　「仲甫和守常色彩過於左傾，現在兩份雜誌都成了『主義派』的天下啦！」

　　羅家倫因空下來常去安福俱樂部打探消息，也向先生提供了一個重要的情報：

　　「現在連王揖唐也在高談社會主義了，前幾天安福系的報紙和日文的《新支那報》，都極力恭維這位安福系首領主張民生主義的演說。他們還設立了『民生主義研究會』，如果守常先生聽了不知會如何感歎呢！」

　　胡適輕蔑地搖搖頭，說：「由此可見『主義派』的荒誕了，王揖唐的表演還不夠給我們一個教訓嗎？看來我也要談點政治了。」

　　雖然胡適不便與羅家倫明說，但心裡對「五四運動」始終有點耿耿於懷。這場學生運動畢竟太政治化了，口號滿天飛，許多學生領袖也萌發出狂熱的政治欲望，開始頻繁地與各大黨派接觸。表面上看，全國一下湧現出了幾百份白話報刊，通過論辯和傳播，白話文運動好像還得到了普及。但事實上他倡導的文學革命和學術革命已完全變了味。既然無法避免談政治，那就談點針對社會主義、布爾什維克主義、無政府主義的基本問題吧。再說他的導師杜威也批評他對國事不夠熱情，在演講時一再讚美「五四運動」體現了中國知識分子的良心。看來他是要談點與眾不同的見解了，不過那是英美派自由知識分子的民主政治。

　　胡適用手扶了一下眼鏡說：「空談外來進口的『主義』，是沒有什麼用處的。我主張一個一個地研究問題，一點一滴地解決問題。」

　　羅家倫忍不住問：「這不是杜威的實用哲學嗎？」

　　他給杜威當了幾天速記員，對那次《思想的派別》的演講還記憶猶新。

　　胡適眯著眼睛說：「也可以這樣說，我們倡導新文化運動有兩大任務，破壞和建設。仲甫他們看來是要一味破壞下去了，建設的任務只有我來承擔了。我準備圍繞問題和主義寫一篇文章，也算是談政治的開端吧。」

　　這天夜裡，胡適閉門謝客，為《每週評論》寫下了那篇著名的《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從此引發了一場不小的論戰。

　　雖然胡適並不贊成李大釗的布爾什維克主義，但他文章抨擊的對象主要是安福系。他的最初目的顯然是要與王揖唐之流的「社會主義」劃清界限。還有，他認為空談好聽的主義是很危險的，這種口頭禪很容易被無恥的政客利用。「五四運動」後學生一登上政治舞臺，安福系和研究系的政客，都開始制定了拉攏北大學生的策略。所以，胡適在文章中指出：

　　現在連安福部也來高談民生主義了，這不夠給我們這班新輿論家一個教訓嗎？什麼教訓呢？這可分三層說：
　　第一，空談好聽的「主義」，是極容易的事，是阿貓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鸚鵡和留聲機器都能做的事。
　　第二，空談外來進口的「主義」，是沒有什麼用處的。一切主義都是某時某地的有心人，對於那時那地的社會需要的救濟方法。我們不去實地研究我們現在的社會需要，單會高談某某主義，好比醫生單記得許多湯頭歌訣，不去研究病人的症候，如何能有用呢？
　　第三，偏向紙上的「主義」，是很危險的。這種口頭禪很容易被元恥政客利用來做種種害人的事。歐洲政客和資本家利用國家主義的流毒，都是人所共知的。現在中國的政客，又要利用某種某種主義來欺人了。羅蘭夫人說，「自由自由，天下多少罪惡，都是借你的名做出的！」一切好聽的主義，都有這種危險。
　　這三條合起來看，可以看出「主義」的性質。比如「社會主義」一個名詞，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和王揖唐的社會主義不同；你的社會主義和我的社會主義不同；決不是這一個抽象名詞所能包括。你談你的社會主義，我談我的社會主義，王揖唐又談他的社會主義，同用一個名詞，中間也許隔開七八個世紀，也許隔開兩三萬里路，然而你和我和王揖唐都可自稱社會主義家，都可用這一個抽象名詞來騙人。這不是「主義」的大缺點和大危險嗎？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