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之父蔡元培(83)

八三

　　北大的教職員也集會推舉代表李大釗、馬寅初、馬敘倫、康寶忠、徐寶璜、王星拱、沈士遠等八人，前往教育部請願。面陳挽蔡決心，同時明確表示如果蔡不留任，北大教職員將一齊總辭職。

　　北京各校以及社會各團體也為挽蔡面積極活動。5月10日下午，由二十七人組成的各校追蹤挽蔡的代表團赴津。他們抵津後因找不到蔡元培，於是又從中推舉四位代表赴滬追蹤挽留，天津學界也推舉二人同往。5月11日，北京專門以上學校教職員聯合會成立，推舉北大教授康寶忠為主席。在成立大會上，各校教職員簽名上書要求挽蔡。與此同時，北京中等以上學校學生聯合會也上書總統和教育部。言辭懇切，一致要求大總統萬勿批准辭呈。並請明令切實挽留，保存全國教育一線之曙光。

　　傅增湘這位老翰林又一次陷入了困境，天天忙於接待學界的各種上訪代表。蔡元培的悄然出走，給他造成了巨大的壓力。不同情和支持學界的正當要求，他於心不忍。但學界的要求又過於激烈，與他們站在一起，必將得罪北洋政府，造成自己與蔡元培一樣的下場。但他還是選擇了正義和良知，他已得知安福系政客企圖趁機控制教育部的計劃。聽說他們想推出參議院副院長田應璜來替代自己，見馬其昶當年與袁世凱復辟帝制糾葛太深，又想改換胡仁源出任北大校長。他憑著一腔書生意氣，已決定步蔡元培後塵豁出來了。所以當北大教職員代表李大釗等八人來教育部時，他當場叫來教育部次長袁希濤，命令他致電上海江蘇教育會副會長沈思孚，如蔡公抵滬，請沿途挽留。並希望轉告張元濟、蔣夢麟，請幫助做好說服蔡的工作。

　　待八位教授走後，他留下了袁希濤，透露了自己的計劃。他不無悲哀地說：

　　「我已決定明日不辭而別，部務就暫時由兄全權代理了。我走後，你可派沈彭年金事南下挽留蔡先生。」

　　袁希濤不明白他為何急於出走，傅增湘只好和盤托出底細。原來徐世昌見挽蔡聲勢日增，又讓錢能訓去徵詢段祺瑞的意見，恰巧徐樹錚也在場。只見徐樹錚指著錢能訓鼻子訓斥道：

　　「今年的一切騷亂，全由蔡元培一人挑起。先是什麼『林蔡大戰』，後又搞『五四學潮』，現在他自己躲在西湖邊逍遙，又引發了『挽蔡運動』看政府笑話。光北京亂還不算，又搞得全國學界一片混亂。這次政府千萬不能再姑息養奸了，不能再由他一人牽著鼻子跑。國會和軍隊在我們手裡，怕什麼？」

　　傅增湘又接著關照袁希濤說：「現在的教育部已成了風口浪尖，誰當總長都進退兩難。倘若跟著學生跑必遭免職，但跟著政府跑又必遭全國學界聲討，弄得將來都無法做人了。所以我還是勸你要真心挽蔡，因蔡公在北大乃至全國學界地位不可動搖。我估計徐世昌也會在學界和安福系之間搞些平衡。他才不會乖乖地給段祺瑞做兒子呢。現在前線直、奉已聯手反皖，南北和議又陷入僵局。我看安福系最終絕沒有好下場，為兄也要好自為之啊！」

　　第二天他果然一走了事，袁希濤還算明白，按傅增湘旨意一一照辦。但是北京政府對於挽蔡仍無表示，全國學界見傅增湘出走，也把矛頭直接對準了大總統和國務院。北京各校學生和教職員代表又在北大開聯席會議，再次表明挽蔡決心，並準備罷課。最厲害的還是北京各高等學校校長也相繼宣佈辭職，以示聲援。而醫專校長湯爾和與工專校長洪熔，乾脆在5月13日正式離京赴津，以示與蔡元培共去留的決心。

　　就是這天晚上，北大評議會和教授會召開了聯席會議研究有關事項。會後向全校師生發佈了再次掀起挽蔡鬥爭的佈告。

　　徐世昌就是在這樣的巨大壓力下，不得已在5月14日下達挽蔡的命令：

　　令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呈為奉職無狀懇請解職由。
　　呈悉。該校長殫心教育，任職有年。值茲整飭學風，妥籌善後，該校長職責所在，亟待認真擘理，挽濟艱難。所請解職之處，著毋庸議。此令。

　　但是北大師生很快發現徐世昌這個命令語意極不誠懇，明為挽留，暗存責備之意。同時他又玩弄了一個花招，就在同一天，他把挽蔡的命令和挽留三個賣國賊的命令一同發表，陰謀以挽蔡為名把賣國賊也保護下來。更令人髮指的是就在同時，他又連續下達了兩道繼續鎮壓學生運動的命令。並在第二天，將同情蔡元培的傅增湘明令免職了。

　　也許徐世昌是想施展他官場老手的韜略，一舉擺平天下的各種政治勢力。但此時的北京，已非他人能扭轉乾坤。結果事與願違，引發起一場更大的風潮。

　　蔡元培其實這些天一直在天津，隱居在新旅社樓房四十一號裡靜心養病。他見政府毫無誠意可言，終於哀歎一聲，於5月16日中午離津一路南下了。

　　15

　　陳獨秀自從免職後，終於從前臺退居箭杆胡同，潛心于《新青年》和《每週評論》的撰稿和編務。但他始終關注著北大的一舉一動，儼然以學生運動總司令自居。尤其是蔡元培被逼出走後，他心中原有的芥蒂也自然消失了。今天，他一聽說北京學界針對徐世昌的醜惡表演，又準備聯合向政府提出四項交涉條件，覺得事關全域，必須從策略上好好組織一下新的攻勢。便叫來了胡適、李大釗和新潮社、國民社的一些學生骨幹，把他那間書房兼會客廳擠得滿滿的。

　　胡適已趕回北大幫助維持校務，正臉色沉重地坐在那裡。他對學生被捕深表同情，但對上街遊行一直很反感。學校都罷課了，還有誰來聽他和杜威演講實驗主義哲學？他好不容易發動起來的白話文運動和學術革命豈不半途夭折了？他不止一次地向錢玄同和周作人抱怨，說仲甫完全又恢復了當年那種革命黨的腔調，把《每週評論》當作他宣洩情緒的惟一武器了。先是在5月4日這天，陳獨秀發表了《兩個和會都無用》，激昂地宣佈：「我看國內的南北和會巴黎和會這兩個分贓會議，與世界永久和平，人類真正幸福，隔得不止十萬八千里，非全世界的人民都起來直接解決不可。若是靠那幾個政治家、外交家，在那裡關門弄鬼，定然是沒有好結果的。」

　　「天哪，仲甫是想直接行動了？」胡適想到這裡，倒吸了一口涼氣。

　　他見「五四」以後，《每週評論》上幾乎期期都是仲甫的文章。僅在北京，發行量一下猛漲到了五萬多份，就知道這份刊物離最終查禁已不遠了。

　　李大釗卻用欣喜的目光，關注著陳獨秀的思想激變。雖然在北大，他成了最早研究和介紹馬克思主義學說的人，但只要這位老兄一旦覺悟，立刻就會走到自己前面。他的氣局決定了他必然成為領袖群倫的大人物。不是嗎？自「五四」以後，陳獨秀就果斷地用《每週評論》的全部版面報道運動發展的情況，並連續出版了三期「山東問題」專號，居然直接把矛頭對準了段祺瑞，他也一下成了「五四」期間煽動國民奮起反抗的鼓動家。

　　陳獨秀以他的氣魄和膽識又成了最受激進青年敬佩和擁戴的思想領袖。今天除了兩個學生組織的負責人傅斯年、羅家倫。段錫朋、許德珩、鄧中夏、張國燾等人以外，他還請了北大預科學生羅章龍。這位湖南人曾是毛澤東的密友，于去年秋天來京後就留了下來。他受陳獨秀行動主義理論的影響，已秘密成立了一個跨校的行動小組，直接受命于陳的指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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