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之父蔡元培(75)

七五

　　「由於北洋政府在去年9月就和日本政府為濟順、高徐兩條鐵路借款問題秘密議定了《山東問題換文》，規定了日本享有在山東築路，在青島和濟南駐軍等一系列權利。所以日本以此為依據，堅持要求繼承德國在山東的權利，並向歐美各國進行了充分的外交疏通。這就使中國的外交活動一開始就陷於被動地位。我們提出的要求受到了蔑視，山東問題一直拖到第14次會議才提出來討論呢。」

　　梁啟超終於憤怒了，憤怒于他曾寄予希望並為其忠心服務過的段氏政權，更憤怒於中國政府的這次外交政策。他「砰」地一拍桌子，責問道：

　　「你們來之前政府是如何交底的？陸征祥身為外交總長，怎會一無所知呢？」

　　顧維鈞的眼眶裡突湧出大滴大滴的淚水，委屈地說：

　　「我是到巴黎才明白，除陸征祥一人外，我們全被蒙在鼓裡了。段祺瑞的態度是，在對日問題上，只能失敗，不許成功。而徐世昌呢，因剛上臺又沒參與私訂密約，所以他的想法是能扳回多少算多少，只要將損失縮小到最少就可以回去交差了。所以這些天陸征祥整日吃喝玩樂，非常輕鬆。梁任公，國之安危，現在只有寄希望於你我二人了！」

　　梁啟超突然覺得五雷劈頂，眼冒金星，整個世界都瘋狂地倒旋起來。他氣喘吁吁地扳緊桌子一角，才沒摔倒在地。剛痊癒的肺炎又因劇烈的乾咳，嘔出一大口血痰。想不到自己生不逢時，四萬萬同胞的命運，將要壓在一介書生羸弱的肩上，頓時哀情大慟，與顧維鈞抱頭痛哭起來。旁邊的法國人以為碰到了瘋子，忙四處躲避。

　　梁啟超一回旅社就開始發燒咯血，他已顧不得身體了。慌忙叫來蔣百里、丁文江、張君勱等人商量對策。最後決定一是儘快致電外交委員會和國民外交協會汪大燮、林長民和蔡元培等人，利用輿論壓力，譴責政府私訂密約，出賣主權的罪行。二是借用梁啟超的國際影響，竭盡全力對英、美、法等國開展外交攻勢，力爭挽回敗局。

　　蔣百里不愧是位軍事戰略家，他悲槍地譬喻道：

　　「我們好像是一支已被統帥部出賣的軍隊，惟一的出路就是從巴黎將導火線引向國內，借用民間的力量點燃火種，逼迫敵方投降。」

　　丁文江這位留英回國的第一代著名地質學家，一生主張用科學精神做行動的巨人。他已應蔡元培邀請，加盟籌建了北大地質學研究所。他不無感歎地說：

　　「我們真是治世之能臣，亂世之飯桶。唉！這些年軍閥政府忙於爭權奪利，窮兵黷武，惟一做的好事是，放鬆了對大學和報刊的控制。以我之見，汪、林等下臺官僚包括中國的工商界，根本沒有力量給安福國會施加壓力。惟一的希望就是蔡元培的北大，那裡有一群思想自由容易激動的新文化運動主將，更有幾千愛國的熱血青年。他們，才是我們要點燃的火種！」

　　梁啟超聞言大悅，連夜帶病起草電文，拍發給國內。此電迅速在上海《申報》發表，國人大驚。從此國內的愛國力量，一直與梁啟超頻繁聯絡，始終保持著行動的高度一致。

　　梁啟超不愧是一位傑出的外交活動家，他以二十年前那場維新運動領袖的巨大影響，以其「善辯」的外交魅力，很快成為法國上流社會和各國代表團之間爭相追逐的政治明星。在眾多法國名士中，他最感得意的是見到了十年來夢寐已久的兩位大人物。一位是新派哲學鉅子拍格森，一位是大外交家笛爾加莎。他特別喜歡同法國學者打交道，有約必赴，甚至與丁文江戲言道：「如果再停留半年，恐怕全巴黎的書呆子都要成為我的知己了。」

　　而那位美國國務卿藍辛，甚至被他的肺腑之言打動了。突然在大會上提議將德國在山東的特權先移交協約國，表現出反對日本吞併山東的傾向。日本政府聞訊急了，慌忙拿出在1917年簽訂的《英日秘密協定》和《藍辛——石井協定》脅迫英、美。並嚴厲訓令其全權代表西園寺公望：「如果再不徹底貫徹我方上述要求，則拒簽國際聯盟章程。」

　　一天晚上，這位被梁啟超的穿梭外交逼得精疲力盡的老人不無感歎地說：

　　「這位梁任公一人之攻勢，不亞於十萬雄師呵！」

　　而最令梁啟超感動的還是那封由蔡元培領銜拍來為他闢謠的通電。屈指算來，二十年前活躍政壇和思想界的風流人物，已所剩無幾了。當他扶病在榻前反復誦讀時，眼眶裡滿噙著晶瑩的淚花。

　　上海《申報》、《新聞報》、《時報》、《時事新報》、並轉各報館、五十三商團鑒：閱滬商團議決事件，仍致疑于梁任公先生。梁赴歐後，迭次來電報告，並主張山東問題為國家保衛主權，語至激昂。聞其著書演說，極動各國視聽。何至有此無根之謠？願我國人熟察。

　　10

　　蔡元培輾轉反側，幾乎一夜未眠，還是無法接受一個嚴酷的現實——

　　陳獨秀居然在他手裡下臺了！

　　但是，陳獨秀確實是在他手裡下臺了。

　　就在昨天，清明節剛過後的第三天，在他主持的各教授會主任會議上，決定提前實行三月初評議會通過的文理科教務處組織法。將文理兩科合併，從十一位教授會主任中推選一名教務長，襄助校長領導全校的教學，任期為一年。投票結果，馬寅初當選為北大第一任教務長。陳獨秀隨同理科代理學長秦汾自然辭職，由學校改聘為教授。

　　雖然對外也有公開的理由，一是因為理科代理學長秦汾調任教育部司長，文科學長陳獨秀也因事假南歸，因此提前變動了內部機構。二是廢除學長制是教學體制改革的需要，是遲早的事。按蔡元培當初的設想，第一步先採取加強各科學長的職責，取代過去的學監。第二步改革，就想按學校的行政、教務和事務分別設立各種相關的委員會，主要有以下幾個機構。一是設行政會議，作為全校的最高行政機構和執行機關，掌握全校的行政大權，負責實施評議會決策的事項。它的成員以教授為限，由各專門委員會的委員長及教務長、總務長組成，校長兼行政會議議長。二是設教務會議及教務處，由各學系教授會主任組成，推選教務長一人負責。三是設總務處，設總務長一人，主管全校的人事和事務工作，總務長由校長委任。這樣做的目的自然是想真正保證教授治校。按蔡元培平時的說法，只要學校內部的制度完備了，就是誰來當校長，都不能搞個人專制。即使像德國一年換一個校長，也不成問題了。這些仲甫平時都是贊成的，而且三月初的那次評議會他也親自參加了，對遲早要廢除學長一職應該有思想準備。

　　但是，蔡元培捫心自問，仍然無法回答這個嚴峻的問題。為何要提前採取措施呢？按原定計劃是要暑期後實行的。他還為此痛斥過那位張厚載，並要求在《神州日報》上闢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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