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達書庫 > 名人傳記 > 北大之父蔡元培 | 上頁 下頁
七二


  毛澤東深思熟慮地說:「我對我的祖國還瞭解得不夠,我決心立足於土生土長的這片土地,把精力花在探求各種救國真理上。蔡先生!我在北大勤工儉學的半年裡,思想和眼界都完全進入了一個新的天地。我參加了新聞學研究會和哲學研究會,參與了籌建的少年中國學會和北大平民教育講演團,認識了許多師長和進步學生。北大給我的精神財富,真是終生難忘呵!這次回湖南,我就打算用北大學會的方法,先創辦一份刊物。就叫它《湘江評論》吧!有可能,我還想嘗試辦一所平民的自修大學。」

  他因急於趕去理科聆聽李大釗的演講,只能匆匆地與這位困難時收留了他,又給他無窮精神力量的長者告別。當他沿楊柳依依的小路走出很遠時,突然又回轉了頭。呵!慈祥的蔡先生仍站在原地凝視著自己。他感動地舉起手掌,淚水模糊了眼簾。

  李大釗像是專門為他送行似的,趕在今天為新聞和哲學兩個研究會作關於俄國革命的演說。當他走進理科第16教室時,教室裡早擠滿了人,臺上傳來了一個渾厚而有力的聲音。他年輕而充滿激情的心,又被那個飽含魅力的聲音帶到一個嶄新的理想世界裡。工農奪取政權,當家作主,走俄國人的道路。這在中國還是想都不敢想的夢幻,而在鄰國卻已變成了事實。尼古拉二世被拖上了絞刑架,新生的蘇維埃共和國,終於在巴黎和會上率先宣告,結束沙俄時代在中國簽訂的一切不平等條約。中國的知識界,為此對十月革命後的俄國充滿了好感。

  李大釗其實只長他四歲,但正是這位亦師亦友的人成了他最初的思想導師。在圖書館的半年裡,他們常在空余時一起暢談,多數是對方傾聽自己講述對社會,對人生和對學術的見解,並幫助解答一個個疑難問題。而每次交談總是十分投機,都會有新的論題和新的收穫。記得在一個難忘的冬日,談話從下午延續到晚上,兩人都忘記了吃飯。毛澤東第一次向他的先生暢談了自己的身世,剖白了心路歷程——

  他說,他是一個在湖南閉塞的山村長大的農家子弟。雖然家境小康,但自幼勞動,親眼目睹了農民食不裹腹,衣不遮體,以及長沙饑民暴動慘敗的現實,產生了一種朦朧的救民于水火,解民於倒懸的反叛思想。經過與父親的鬥爭,直到十六歲才得以讀完私塾。讀孔夫子的書沒有興趣,但師命難違,竟也能背誦如流。他最喜歡讀的書是描寫殺富濟貧的《水滸傳》。以後又立下了「孩兒立志出鄉關,學不成名誓不還;埋骨何須桑梓地,人生無處不青山」的誓言,抗拒了父親安排的經商之路,先到湘鄉讀了半年「洋學」,開始接受了康、梁變法維新的思想。又來到長沙繼續求學,武昌起義後立即剪去辮子,投筆從戎,當了半年湖南新軍。由於文章寫得好,以第一名考取省立中學,但生性灑脫不羈,不願受刻板的課堂規矩束縛,半年後退學,又在省立圖書館自修了半年,接受了進化論思想。二十歲那年,考取了湖南第一師範,認識了楊昌濟、徐特立等一批思想進步、道德高尚的好老師。但他仍然是個具有反叛性格的「特殊學生」,學習以自修和選修社會科學為主,對自然科學一點不感興趣。前期很重視國學,即中國古典經籍的研究。後期特別喜歡哲學,曾手抄楊昌濟翻譯但尚未出版的《西洋哲學史》七大本,所寫的讀書筆記共積有一大網籃。

  但他更喜歡參加社會活動,常向同學們解釋時局的發展,被大家譽為「時事通」。他還創辦過工人夜校,熱心為失學工友服務。在南北軍閥混戰時,他帶領同學們護校,竟繳了一支潰軍的槍械,同學以雙關語謔稱他為「毛奇」。他還喜歡漫遊,搞社會調查。一個暑假,以「打秋風」送字的方式,不費一文錢,與好友周遊了洞庭五個縣。此外,他還帶動同窗和朋友,實行冷浴、冬泳和露宿等抵抗自然外力的活動,創辦了新民學會,在日記中寫下了『與天奮鬥,其樂無窮!與地奮鬥,其樂無窮!與人奮鬥,其樂無窮!」的豪邁誓言。

  記得李大釗當時就很震驚他的膽魄和知行結合的實踐精神。稱讚他是湖南學生中的傑出領袖,已經具備了幹大事業的良好素質。

  師生分手的時間終於到了。當他隨李大釗走進辦公室時,李大釗意味深長地捧出早已備好的三本書,作為臨別時的贈禮。

  他激動地將手在長衫上擦了一下,接了過來。見一本是考茨基的《階級鬥爭》,一本是《共產黨宣言》節譯本,還有一本是英國人寫的《社會主義史》。

  感情豐富的毛澤東頓時激情澎湃,一種強烈的使命感油然而生。他望著這位思想導師,感激地說:

  「在北大我有兩大收穫,一是認識了天下第一楷模的守常先生,並通過您接觸了許多思想激進的人物。二是參加了許多有意義的活動,學到了許多新思想、新知識和新才幹。這對我將來的人生,是一個關鍵性的轉折,或者說是一個決定性的開端。」

  當他走出北大紅樓,即將離開這新文化運動的腹地時,天上飄來迷濛的細雨。他的視野突然開闊起來,潛在的詩人氣質,使他仿佛看到自己正在走向現代中國的歷史大舞臺。走向一條職業革命家的崎嶇之路。他再一次取消了出洋的打算,情急急地想趕回湖南,去實現自己的許多非常實際的構想。

  8

  當巴黎和會正進入艱苦的幕後外交和拉鋸戰時,北京學界卻爆發了一場轟動全國的「林、蔡大戰」。起因當然還是那位老朽林琴南,他又在3月18日的《公言報》上,迫不及待地發表了那篇《致蔡鶴卿太史書》。以公開信的形式,向蔡元培和北大直接進攻。而這份由安福系政客操縱的報紙,在登出林氏公開信同時,又加刊一則《請看北京大學思潮變遷之現狀》的報道。說北大自從蔡元培當頭後,文科學長陳獨秀以新派首領自居,教員中與陳氏沆瀣一氣者,有胡適、錢玄同、劉半農、沈尹默等。稱他們主張廢國語而以法蘭西文字為國語,攻擊新派的主張怪誕不經,無異於洪水猛獸云云。

  歷史決定了蔡元培必須無法回避地走向前臺公開應戰。

  自上午開始,校長室裡的來訪者就絡繹不絕。有同情的,有憤懣的,也有打圓場安慰幾句的。直到學士居的小夥計,送來幾樣素菜時,耳根邊才清靜下來。他有些累了,拿出錫制酒壺,想獨自喝上幾盅。正在這時,陳獨秀又領著錢玄同和劉半農闖了進來。

  陳獨秀櫓起衣袖,手指著他的兩位哼哈二將,袒露出一種草莽之氣:

  「蔡先生,想不到那位老朽還敢叫板。這事你不要管了,由我們幾位幫你做掉他!」

  劉半農也躍躍欲試,又想玩一回「雙簧戲」過把癮似的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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