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之父蔡元培(68)

六八

　　陳獨秀這些天有點討厭起這位當年的密友。覺得他行事不夠正大，喜歡跑來跑去傳遞消息。喜歡和湯爾和一起為蔡先生充當謀士，喜歡插手教育界的派系活動。而對輪流編輯《新青年》，老是強調眼睛不好設法推託。他是個眼裡容不得砂子的人，尤其對熟悉的朋友。他果然不悅地冒出一句粗話，嗆得沈尹默頓時尷尬起來：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你幹嗎要管這麼多閒事？真想管，還不如回去多寫幾首帶點火藥味的新詩來！」

　　李大釗見他當場發火也有些窘。沈尹默抬起頭，歹毒地投來一眼，又默默地走了。

　　3

　　劉師培來京已有些日子，肺癆卻一直不見好轉。他的家顯得很淩亂，北大開的薪水雖然不薄，但多數送進了藥鋪和書店，生活依然是那樣拮据。

　　今天早上，他卻換上一件新布衫端坐在客廳，蒼白的臉上泛出了喜氣。待會兒，善拜名師的黃侃就要上門來行磕頭之禮了。這位國學深厚的怪傑真是個活寶喲，竟會為一句戲言，當起真來了。

　　幾天前黃侃來訪，正好有學生在請教。見劉師培隨意應付了幾句就打發人家走了，他不禁詫異起來。

　　劉師培歎息道：「此子不可教也。」

　　說完便面容悲戚地大發感慨，語多傷感之情。他說這些年病體纏身，實在對不起列祖列宗。劉家四世傳經，眼看將斷送在自己身上了。

　　黃侃深表同情，又問：「那你想要收什麼樣的學生呢？」

　　劉師培想起蔡元培聘他時說的話，笑著拍拍老兄的肩說：「像你這樣足矣！」

　　沒想到這位狂生不但不惱，反而神色欣喜地站起來，一撣衣袖，當場就想執弟子之禮。慌得他一把攔住，連說不妥。

　　黃侃反問道：「有何不妥呢？」

　　劉師培勸他入座，緩緩說道：「季剛，承蒙抬舉，但此事萬萬不可。一是你只小我一歲多，豈能師生相稱？二是你這章門大弟子已名揚天下，再轉換門庭太炎先生處又如何解釋呢？再說麼，唉！我這名聲對你也未必有好處……」

　　他講到這裡，慘白的臉又開始溢出了悲戚。就在他為袁世凱恢復帝制大唱讚歌，被封為「上大夫」時，老袁因黃侃名氣大，也想授予嘉禾勳章進行拉攏。黃侃卻卑視其為人，不但拒絕接受，還寫詩嘲諷此事。據說當時一枚勳章值二十金，詩曰：「二十餅金真可惜，且招雙妓醉春風。」

　　向來目中無人的黃侃也陷入了沉思，他已仔細想過，當今天下國學要令他服膺的，惟章、劉二人而已。劉師培一到北大，因許多參考典籍不在身邊，只能經常寫信到江蘇儀征老家去查詢。但他記憶力驚人，能準確地說明某書在何櫥何格，何排何冊，家人一查即得，從無誤記。寫起文章來也很出色，隨便什麼深奧的學問，都能下筆千言，疏注引證，頭頭是道。好像在他手裡，沒有做不好的學問。如此的大才情，令狂傲一世的他也只能老老實實地低頭讚歎了。

　　黃侃當即表態，擇吉日行拜師之禮。

　　正在胡思亂想時，妻子何震喜滋滋地進門通報道：

　　「來了！來了！快準備接客。」

　　黃佩捧著一對紅蠟燭，拎著一包禮品，領著幾位北大學生進了門。見他先是恭敬地親自點燃燭火，又扶劉師培人坐。然後「撲通」一聲就跪了下來，驚得劉師培連聲勸道：

　　「好了，好了，頭就別磕了。哎呀！真是折壽喲！」

　　黃侃一本正經地行完大禮，就又板起面孔教訓起跟來的學生：

　　「記住！我拜師是磕過頭的，不磕頭得不了真本領。所以今後我收弟子，也一定要你們磕頭。記得在日本時，一談到經學。有我在，劉師便不開口。他和太炎師能談經學，為何不願和我談呢？我猜想了多年，今天總算明白了。原來他是要我磕頭拜師，才能傳授經學呀！哈哈！我的學問是磕頭磕來的，劉師，您說有道理嗎？」

　　劉師培真有點哭笑不得了，但心裡卻不無得意。忙令何震端上早已備好的酒菜，喚眾人入席暢談。

　　來人中有一位學生叫張煊，也是他倆的崇拜者。這些日子為創辦《國故》月刊，已多次前來商談。最初張煊等學生想辦這個刊物，有針對傅斯年的《新潮》之意。在劉師培看來，《新潮》派進步雖進步，但立論過於偏激，因此引來了另一批學生的不滿。而他早已過了當年冒迎西學，否定一切的階段，由於《中國學報》的解體，也正有辦一份國學刊物的打算。見學生們能力有限，就欣然答應出任主編，張煊他們又分別聘請黃侃、馬敘倫、黃節擔任了特別編輯。《國故》社就這樣成立了，今天正是來商談創刊號稿件的。

　　張煊拿出兩篇自己的文章，遞了過來。

　　黃侃仰面喝下一杯烈酒，大聲地說：

　　「我已看過了，全是痛快文章。對那幫簡單、粗暴、霸道的人，就得進行反擊！」

　　他因得意門生傅斯年的反水，這些天正惱羞成怒呢。

　　劉師培細細翻閱後沉默不語，文章雖有火氣，但還是表示了與《新潮》爭鳴、商榷的態度。他也覺得仲甫和玄同等人有點偏執了，習慣把對待新文化運動的態度，作為評判時人進步或反動的惟一標準。那種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歷史觀，並不能讓人認清文化問題的複雜性，反而容易引導學生誤讀歷史。所以在心裡，他也有抵觸情緒。但他畢竟是曾經滄海的人了，也知衰弱的身體來日不多。滿腹經綸急於傳授，但已不能在課堂高聲講課，否則就會引起劇烈的咳嗽。他想了想，見二位正急於聽自己表態，便理智地說：

　　「我以為《國故》的宗旨應埋首國學研究，提倡學理探討，盡可能與現實無涉，與所謂的封建復古更無涉。我也準備了幾篇論文，有文字訓詁方面的，也有談中國文學研究的。總之，我不反對必要的爭鳴，但更希望看到一些治學精於考證的學術論文。」

　　這就是他在生命最後一年的文化態度。對於一個真正做通天下學問，雄踞在中國文化之巔的人，其實倒始終懷著一種笑做學界的真性情。在北大新派們的眼裡，他和住對面的崔適老先生，該同屬舊派之列了。每天早晚出門相見，兩人也恍如謙謙君子，總是彎腰行禮。但一到課堂就不同了，他對老先生的今文經學竭力抨擊，一一指出荒謬之處，絲毫不留情面。而崔適也毫不示弱，常在對面課堂破口大駡這位年輕的國學大師。但只要一回到寓所，在門口相遇，又依然彬彬有禮地互相問候。

　　《國故》月刊就是這樣出籠的。由於《新潮》的後面站著激昂的陳獨秀、李大釗、錢玄同、劉半農還有那位魯迅先生，加上他們的顧問又是愛標新立異的胡適之。所以一創刊，就被社會輿論自然而然地推到了北大新派的對立面。三十六歲的劉師培也萬萬沒有料到，他一夜之間又變成了面目可惜的封建遺老，專與新文化運動分庭抗禮的後臺老闆，由此還引起了一場軒然大波呢！

　　4

　　我們的故事又得回到絨線胡同的林琴南寓所。

　　1919年的林宅，也確實一度門庭若市，鬧哄哄地成了另一股勢力的風暴口。林琴南至今仍像一隻怒髮衝冠的老公雞，沉浸在去年那場「雙簧戲」的恥辱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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