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之父蔡元培(59)

五九

　　「我在《新青年》的創刊號上，就積極主張向法國學習。還認為法蘭西的三大文明構成了人類的近代文明。第一是人權說，第二是生物進化論，第三是社會主義理論。我還進一步發現東西民族的根本思想有三點差異。一是西洋民族以戰爭為本位，東洋民族以安息為本位。二是西洋民族以個人為本位，東洋民族以家族為本位。三是西洋民族以法治和實利為本位，而東洋民族以感情和虛文為本位。後來又著文指出東西文明之分水嶺在於東方講綱常名教，西方講自由平等獨立。我很同意您對中國黑暗政體的精闢見解，還想請您把視點投向國民的靈魂和素質。我為什麼要發動文學革命？因為中國的國民目前完全是一盤散沙，一群從精神到肉體都完全麻痹的奴隸。我建議您看看最近《新青年》上的《狂人日記》。我是想借新文化運動發起一場思想革命，先清除國民靈魂中的封建鬼符和奴性，再激發國人的科學和民主意識，激發反侵略、反專制的愛國熱情。當然，思想革命必然發展到政治革命，但是目前的條件還沒有成熟，所以孫文也只能到處碰壁。我認為中國要發動政治革命，首先要發動民眾除去三大公害。一是軍人之害，二是官僚之害，三是政客之害。至於建立什麼樣的政體，今天來談還為時過早。我們現在還處於以救亡為目的，以啟蒙為手段，艱苦地探索中國出路的階段。但是我並不排斥將來用階級戰爭的手段，打倒一切反動軍閥，從他們手中搶奪政權，建立一個民主、科學、人權的新中國。因為我和蔡先生，當年就先從政治革命入手，走上救亡圖存道路的。而蔡先生的偉大，就在於他敢於在北京這樣一個腐臭之地，以文弱之軀，讓北大成為一個聚集天下各種自由思想和學說的大本營。這在中國的歷史上，就是連諸子百家自由爭嗚的春秋戰國時期，也沒有一個人能夠做得到！」

　　他講到這裡，有點累了，用帶點輕蔑的目光瞥了胡適一眼。覺得這位憑講授中國哲學史正在走紅的溫和派學者，是說不出這番宏論的。

　　胡適卻挺自信地推了一下眼鏡，講出了一套令法國名記者吃驚的見解：

　　「尊敬的杜伯斯古先生，雖然我和陳先生共同發起了文學革命，但在反對舊文化、舊道德、舊思想的大旗下，側重點卻有所不同。我首先是為文學正名，把白話文學提到了中國文學『正宗』的地位。在中國的正統文人眼裡，長期以來只有詩和古文、辭賦才能登大雅之堂。而小說像曹雪芹、施耐庵的作品卻認為都是俗字俗語，為上流社會不齒。另外，提倡文學革命當然不排除要從破壞方面下手。但我又以為，現在的舊派文學實在不值一駁，在中國，關鍵還是缺少一種真有價值，真有生氣的新文學作品。所以，我又呼籲在建設方面用力氣。我和我的同事提出了建設新文學的三大口號，一是『活的文學』，就是真正用白話文做工具。我曾反省過自己，覺得中國的士大夫有很深的貴族習氣。雖然我們也提倡白話文，但只把它當作開通民智的工具。骨子裡仍不承認其為文學，私下交流和正式場合仍做文言的古文、驕文和律詩。好像把社會分作了兩部分，一邊是應該用白話的『他們』，一邊是應該做古文古詩的『我們』。我們不妨仍舊吃肉，但他們下等社會不配吃肉，只好拋塊骨頭給他們吃去罷了。這種態度現在終於改變了。二是『真的文學』，就是提倡寫實主義的創作方法。我曾激烈地抨擊舊文學裡那種粉飾現實，團圓迷信的說謊文學。呼籲新文學要描寫今日的貧民社會，如工人農民，人力車夫和他們的痛苦情形。還自己動手翻譯小說、戲劇，竭力主張引進西方文學這帖救國的良藥。三是我的同事周作人教授最近又提出『人的文學』，就是要以人道主義為根本的內容，想造就出一批中國的『娜拉』。至於政治這個話題，實在不敢恭維，我無法回答您的問題。我是一位留學美國的獨立的知識分子，在中國沒有出現一個好政府之前，我回國後曾宣稱『二十年不談政治。』今天，再鄭重重申這個口號。因為在中國從來連人權的意識都沒有，從政的文人只要有獨立見解最終全沒有好下場。所以，就算中國將來出現了好人政府，我胡適的政治理想也無非是做一名『獨立』的諍臣！」

　　陳獨秀驚愕得瞪直了眼睛，在座的人都被這位年僅二十七歲的學者那種卓爾不群的氣勢震住了。

　　杜伯斯古的藍眼睛發出了興奮的波光，他激動地站起身，踱到窗前。初夏的風拂起了他金黃的長髮，也令他神思飄逸，感慨萬千。他突然又轉過身子，像青年人一樣捏緊雙手搖晃了幾下：

　　「這是我在中國，不，在整個東方，聽到的最有震撼力的見解。這使我想起了十月革命前的俄國，想起了老托爾斯泰在漫天風雪中出走時的感人情景。在那個『白銀時代』裡，活躍著一大群充滿人道主義理想的自由知識分子。我以前一直頑固地認為，中國是沒有獨立的知識分子，正像你們《新青年》中一篇文章說的那樣，中國歷代的文人，不是做統治者的『幫兇』，就是做『幫閒』。我從此真正認識了北大，認識了中國的思想界。尊敬的蔡先生，不知您有何感想嗎？」

　　蔡元培還在回味剛才的精闢議論，覺得這是對他們共同走過的這段不平凡經歷的一次回顧。他終於面色舒緩地抬起了頭，感慨地說：

　　「我不但非常欽佩二位的見解，還認為他們的主張並不矛盾。因為破壞和建設，始終是我們發動新文化運動，包括整治北大的兩大內容。至於談到對時局的看法，說實話我非常悲哀，但決不退卻。我自『二次革命』失敗後，就覺得自己不是政治家，充其量最多也只能是一位書生型的革命家。所以我最終選擇了北大，選擇了教育救國的道路。令我慚愧的是，我對中山先生的理想和處境非常理解和同情，卻不能像當年那樣給他直接的幫助。中山先生也好像很體諒我的處境，雖然彼此常有書信往來，卻從來沒有佈置我做這做那。我惟一能做到的就是從培育新道德。新文化、新思想上，為將來那場偉大的政治革命提供人才和精神上的援助。尊敬的杜伯斯古先生，一想到這裡，我又為自己的無能而慚愧呢！」

　　8

　　、在老北京，人們習慣把京城西郊的群山稱之為西山。在那青山綠水間，處處可見古廟勝跡，景色以清幽見長。一年四季，山色變幻莫測。秋天這裡是賞玩紅葉的好去處，而一到冬日，積雪凝素，又有了燕京八景之一的「西山霧雪」之美名。

　　暑假裡，滿山綠蔭間，隱約可見一支打著「北大西山旅行隊」旗號的隊伍在山巒間閃爍。前不久，蔡元培曾提議北京的六所大學一齊籌款，想在此處建造一座可供師生度假的「西山精舍」。今天，他按捺不住先組織了這次活動。讓那些整天埋頭書海面壁苦讀的學子們，如放歸的群鳥呼吸起大自然裡的活氣。

　　對這次活動，他與李辛白可是精心籌劃了很久。這不是一次簡單的旅遊，師生們借宿在西山臥佛寺的僧舍裡，既可通過集體生活融洽感情，交流思想，還安排了許多生動有趣的活動，像今天一早，旅行隊先來西山峽谷參觀了摩崖刻石，然後集體圍坐成一圈，聽蔡校長在習習清風中給大家講話。

　　蔡元培今天一反慣例，沒有作長篇大論。他顯得很輕鬆地朝同學們擺擺手，嘴角溜出一絲挺神秘的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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