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之父蔡元培(47)

四七

　　第三章　煌煌上庠（1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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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的臘月真是有點膩怪，天奇冷，卻很少下雪。

　　而對於補樹書屋的主人來說，蟄伏似乎已成為過去，他好像開始忙碌起來了。就在新年的一天上午，兄弟倆早早地起了床，吃了一碗熱騰騰的水磨年糕菜泡飯，就合坐一輛包車去了北大。

　　錢玄同已成了這裡的常客，昨晚還特地趕來邀請，說仲甫想請二位去商量如何辦《新青年》，還有幾位朋友也想見見樹人先生呢。周樹人笑著答應了，心想所謂其他幾位，大概是指住在預科平房裡的卵字號名人了。

　　房間不大，卻早已坐滿了人。周氏兄弟一進門，錢玄同便熱情地起身招呼，向諸位介紹頭一次來開會的周樹人。周樹人今天穿了件厚棉袍，見屋裡的炭爐溫度很高，便解開衣扣，坐在靠牆角的沈尹默身旁。他們是老熟人了，早在1909年秋天，兩人已有些來往。那時周樹人在杭州的浙江兩級師範學堂教化學，沈尹默在杭州陸軍小學任教。周樹人常聽說沈尹默與江南名士馬一浮和劉三在一起吟詩喝酒的逸聞。因馬一浮也是紹興東關人，與周氏兄弟曾一起參加縣試時名列榜首，而他們兄弟倆那次卻考得很不理想，所以他對馬一浮這個名字一直印象很深。

　　劉半農忙著招呼周作人坐到他身邊。周作人愉快地應了一聲，一邊脫下大絨帽，緩緩解開馬夫式的大衣，一邊親熱地挨著這位性格活潑的新同事坐了下來。

　　劉半農瞥了一眼留著濃髯、性格溫和的周作人，欣喜地說：

　　「啟明兄氣度非凡，頗有點像電影上的俄國英雄呢！」

　　周作人自認識了這位好與人抬杠的新朋友，就從心裡喜歡上了他的性格。他也風趣地回答：

　　「我第一次見你頭老大，眼有芒角，真是大吃一驚，還以為是遇到了奇才。哈哈哈！」

　　陳獨秀主動地拿了幾期去年的《新青年》給周樹人，還親手給他泡了一杯茶。錢玄同低聲告訴他，今年的刊物將改成橫行印刷。周樹人點點頭，他知道這又是錢玄同的主張。

　　最後一期三卷六號還是去年8月1日印的。陳獨秀見周樹人在低頭看出版日期，忙向他解釋說：

　　「上海的群益書社嫌咱們發行量少，又耽誤了。嗨！」

　　「那新的一期何時出版？」周樹人對陳獨秀的《三答錢玄同〈文字符號與小說〉》一文很感興趣，關切地問。

　　「本月15號，以後每期都是這一天出版。」

　　陳獨秀見除了胡適因婚假未歸外，人已到齊，便宣佈開會。

　　「去年我們的《新青年》發行了一萬多冊，書社仍嫌過少。今年想將它改為同人刊物，相信依靠諸位的努力，一定會有大的發展。」

　　周樹人靜靜地點燃了煙，他不在北大任教，自然是抱著一種聽聽的態度前來觀望的。

　　「要辦同人刊物，最好實行輪流編輯，但對稿件要建立集體討論的制度。」

　　這是新來的北大圖書館主任李大釗的聲音。周樹人以前不認識李大釗，但知道他也在日本留過學。聽啟明說，守常從小父母雙亡，全靠祖父母養大，老人怕今後沒有人照顧他，就在十一歲那年為他娶了一位大九歲的妻子。守常這人忠厚，夫妻倒還很恩愛。他想起了自己那名存實亡的婚姻，對李大釗深感同情。覺得對他的第一印象很好，誠實、謙和，不多說話，但有古代聖賢的浩然之氣。

　　「我呢，還是那個觀點，《新青年》的文風必須用白話文體！」

　　這是錢玄同慷慨激昂的聲音。他的桌前放著那只形影不離的大皮包，說話時氣壯如牛，總是希望有人立即響應。

　　「我同意你的觀點，但也不要太絕對。」

　　陳獨秀今天是主持人，顯得很有風度。他笑著說完，遞了一支煙給坐在錢玄同旁邊的周樹人。周樹人手上的煙還未燃盡，正仰著頭聽大家發言。

　　在討論到輪流編輯的順序時，陳獨秀側轉身子對沈尹默說：

　　「沈二，你也講講呀！」

　　「我的眼睛不好，還是把我排到最後吧。」

　　沈尹默與錢玄同一樣，也是一口吳興口音，他說話時下意識地扶了一下深度眼鏡。

　　劉半農打斷了沈尹默的話，說：

　　「這不要緊，有困難，大家都會幫你的。」

　　周樹人已記不清第一次在哪裡見過劉半農，但知道他是江陰人，比自己小10歲。正因為年輕，劉半農滿頭黑髮，又不戴眼鏡，活潑的很有點可愛。

　　「要幫也有個條件，沈二要多寫新詩，我們急需的還是好稿子。順便通告一聲，三月號將有爆炸性新聞，炮彈全準備好了，但暫時保密！」

　　錢玄同得意地向劉半農使了個眼色，他還是和當年在日本的《民報》館一樣，喜歡插話，喜歡賣弄，喜歡誇誇其談。

　　他突然把關注的目光又投向了周樹人。

　　「豫才兄！就等你的大作了！」

　　周樹人有些不好意思起來，玄同已來催過幾次，在這種場合，他只能應付道：

　　「我做一篇小說試試！」

　　陳獨秀對周樹人印象很好，覺得這人很深沉，有見解，相信答應的事一定出手不凡。他贊許地說：

　　「這太好了，我們的白話文學有了新詩，還真缺新小說呢。」

　　臨別時，陳獨秀親自送周樹人出門，拉著他的手說：

　　「下次開編輯會議，希望多發表高見。既然來了，就不是局外人嘛。」

　　周樹人見他話裡有話，微笑著答應了。

　　回到家裡後，周樹人心情很好。陳獨秀這一班人給他的印象不壞，但因為還沒有投稿，開一次會還不能算是正式加盟。

　　晚飯後，他習慣地靠在籐椅上，一言不發地吸著煙，桌上攤開著去年10月至11月的日記。

　　「是該做一篇文章了，寫什麼呢？……」

　　對他來說，深刻是一種負擔。人們容易健忘，而他卻執著於過去。人們喜歡沉醉於好夢，而他偏偏直面醜惡的現實。從民國到現在，真是換不完的官，打不完的仗。在他眼裡，無非是五色旗與龍旗的變換而已，無非是從這個奴隸主變成了另一位奴隸主，都改不了吃人的本性。前不久，那位再造共和的段祺瑞又因發動南方戰爭失敗而引咎辭職，教育部長也換成了傅增湘，他也深惡痛絕地辭去了金事一職。中國在黑暗的泥坑中陷得太深了，而外來的各種思想已成群結隊地飛過了天空。

　　「是該給《新青年》寫稿了……」

　　一個人目睹改革者肩負了各種壓力掙扎前進時竟默無表示，無論如何是可憎惡的。何不從旁呐喊幾聲，給他們壯壯膽呢？

　　他覺得自己雖然離戰士很遠，但實實在在是不能當看客了……

　　他的眼前突然浮現出一個瘋子的形象。

　　那是一向在山西做幕友的姨表兄弟阮久蓀，兩年前突然長衫襤褸地逃到了北京。說是有人要迫害他，四處已布好了羅網，眾人都在跟蹤他，再也插翅難逃了。在送他去池田醫院的路上，當他突然看見站崗的巡警時，那面色和眼神是何等恐怖呵……

　　他順手從書架摸出一部《資治通鑒》，像翻開了一部積滿塵灰的中國歷史。

　　他幾次提起筆，卻始終寫不出一個字……

　　時間就這樣一天天過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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