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之父蔡元培(3)

三

　　是的，他們這些出生在清末的文人，從小面臨著那麼多的不平和痛苦。總感到身心特別地壓抑，總覺得有一股格格不入的舊勢力在與自己對峙。他們憤怒，他們忿忿不平，終於義無反顧地起來反抗。

　　「呵！加入暗殺團的儀式還真有點刺激，要像會黨結社那樣『歃血盟誓』。記得那天我們跪在地上，面前供著黃帝的牌位和祭品。何海樵領著一句句宣讀誓詞，然後殺雞，將血滴於酒中。再用刀劃破無名指，把血和酒攪和在一起。最後每人痛飲三口，真是豪情奮發，膽氣沖天呀！」

　　陳獨秀的心裡也掠過一陣暖流，沉浸在回憶中：

　　「記得你先發展了愛國女校懂化學的鐘觀光和俞子夷，他們很快把毒藥給研製了出來。你卻認為液體毒藥使用不便，又要他們研製固體粉末，後來進展不大。不久就轉向試製炸藥，當時也有個秘密組織，先後加入的有劉師培、章士刈。我是被章士釗叫來的，地點好像是設在一條冷僻的里弄，周圍全是貼滿招租條子的空屋。我們天天跟著楊篤生搞試驗，你也常來商談，可就是沒記住我這安徽小老弟。」

　　蔡元培被對方一口濃濃的安慶方言惹笑了。他有點喜歡上了這位爽直的漢子，覺得有了這層關係，今天的會談就多了一份機緣。他穩穩地呷了一口茶房送來的茶水，說：

　　「其實我對先生心儀已久，記得還是在上海辦《俄事警聞》時，就多次聽劉師培說起過先生。你當時正在蕪湖辦《安徽俗話報》，聽說後來很艱苦，發起人都因危險和困苦先後離去，最後全憑你一人支撐了好幾個月。我是深知一人支撐一份報紙是什麼滋味的，所以對先生的精神十分佩服。昨天在和湯爾和閒聊時，還提起這件事呢。」

　　陳獨秀一聽此言，才想起身邊的另一位客人，忙向他引薦。

　　「講起辦報，這些年來，全憑孟鄒兄為我撐腰呢！」

　　說起江孟鄒，蔡元培是知道的。這位上海灘的報界聞人，瘦長的身上套一件銀狐皮褂，腰間環佩丁當，舉手投足問，一股名士派頭。他與獨秀既是同鄉，又是多年的密友，兩人已記不清相識於何處。但有幾件事，至今仍令他記憶猶新。那還是在1903年的夏天，章士釗幾經奔波終於籌辦了《國民日日報》，以替代剛被查封的《蘇報》。那時他也在上海，有一天聽章士釗說，當時名義上有幾位撰稿人，實際上真正幫他搞編務的主要靠陳獨秀。兩人蟄居在昌壽裡的一間偏樓上，對掌辭筆，足不出戶，起居無常，經常是徹夜工作到次日淩晨才能休息。一日晨起，章士釗忽然聞見一股異味，抬頭望去，只見蓬頭垢面的獨秀那身從未換洗的黑衣上，正佈滿密如繁星的白物，忙駭然相問：

　　「仲甫，此何物耶？」

　　想不到對方竟渾然不覺，徐徐自視後坦然笑道：「虱耳。」

　　三人說到這裡，忍不住楊懷大笑。屋內氣氛融洽了許多，汪孟鄒談興正濃，又接著往下說：

　　「講到辦《安徽俗話報》，我最知仲甫的辛苦。當時我在蕪湖，一日，見有位剪了辮子披著長髮的青年，背著包袱，拿著把雨傘，來科學圖書社找我，說是要來辦報紙。我見他才二十多歲，就試探著說，這裡每天只能吃兩頓稀粥，清苦得很呢。想不到他聽後挺認真地回答，就吃兩頓稀粥好。因為蕪湖沒有印刷廠，稿件編好後要先寄上海，待印好了再寄回。每當報紙來時，真夠他一人忙的。從分發、卷封到郵寄，他居然都默默地幹了下來。嗨！當時的仲甫，真是日夜夢想革新大業。一次我推門走進他的小屋，只見牆上掛著他書寫的巨幅對聯，『推倒一時豪傑，擴拓萬古心胸。』有如此氣吞山河豪氣的人，何懼臭蟲？雖佈滿衣被，亦不自覺也。」

　　陳獨秀自嘲地笑了：「孟鄒見對小弟如此厚愛，所以我辦《新青年》，自然要請您做後臺嘍。」

　　汪孟鄒會意地點點頭，又想起一樁往事。他這亞東圖書館能有今天，還虧得獨秀當年的提醒。柏文蔚任都督後，他和許多朋友都來找陳獨秀，覺得該出來做點事了。有的說，做知縣去，一宣城，二南陵，三太平，最好去宣城。有的說，還不如拿一個稅局痛快。當時那種說話的口氣，確有點彈冠相慶的味道。只有陳獨秀瞪著雙牛眼嚷道：

　　「做什麼！這裡是長局嗎？馬上會變的。回去，都給我回去。這樣吧，我找個朋友說說，湊些股子，你還是到上海去再開一個書店的好。」

　　時局的發展果然證實了陳獨秀的眼光，「二次革命」失敗後，袁氏政府很快與日本簽訂了「二十一條」，後來乾脆連中華民國這塊招牌也不要了。這對陳獨秀刺激很大，一天，他神情沮喪地跑來喝酒。說他苦苦思索中國的出路，在現階段進行政治革命已沒有任何意義。要救中國，建共和，首先得進行思想革命。要革中國人封建思想的命。他想讓亞東圖書館為他辦一份刊物，借著酒力還胸有成竹地表示：

　　「只要給我幾年時間，這份刊物一定會名揚天下的。」

　　當時亞東圖書館因生意清淡，又承擔了章士釗的《甲寅雜誌》，已無財力再辦刊物。出於無奈，汪孟鄒只得去找同業老友陳子沛和陳子壽兄弟，最後請他們的群益書社承辦了《青年雜誌》。不久，陳子壽因刊物名稱與《上海青年》有些雷同，又征得陳獨秀同意，將《青年雜誌》正式改名為《新青年》。

　　陳獨秀摸不清蔡元培的來意，閒聊了一會兒，便問道：

　　「外邊傳聞先生將出任北京大學校長，不知何日上任？」

　　「我正是為此事來求助先生呢。」蔡元培見話題已經點破，眉宇間露出一絲喜悅。

　　「前幾天與湯爾和、沈尹默談起文科學長的人選，湯爾和拿出幾本《新青年》向我推薦。說仲甫不愧為青年導師，擔任此職最是合適。刊物我都看了，確實辦得好。我想懇請先生襄助鄙人，屈就這北大文科學長的位子。」

　　陳獨秀沒有料到蔡元培會提出這個要求，由於倉猝無備，只能先委婉地謝絕。

　　「真是十分感謝先生的厚愛呵，可是，鄙人雜務纏身，上海的雜誌又一時無人接手……」

　　「這樣吧，乾脆把《新青年》搬到北京，就放在北大校園裡辦。我會全力支持先生的……」

　　他的鏡片裡閃爍出一種執著而慈愛的目光。

　　陳獨秀很快地被這目光感動了，因他從這裡看到了一位寬厚長者的情懷。他早已聽說過對方的許多軼聞，最令人扼腕的還是那件喪子籌款的事。那還是1903年的秋天吧，南洋公學的學生因「墨水瓶」事件得罪了校方，抗爭無效，集體退學。身為特班教師的蔡先生自然同情學生，也一氣辭職。為了安置好學生，先生歷經艱難創辦起愛國學社。苦於經費短缺，又不得不四處奔波。他因忙於辦學，很少過問家事。一次，好不容易與友人談妥一筆借款，正要乘船前去南京。家人哭哭啼啼趕來碼頭，說長公子已生病氣絕。他雖悲痛欲絕，但想想學校正急等著款子開支，還是橫下心揮淚而去。三天后，他攜六千現款趕回家門，人已形如枯槁。一見愛子亡容，便昏厥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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