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子(32)_學達書庫

三二

　　§二、《外篇》

　　《外篇》15篇，是《內篇》的補充和發揮，觀點闡述得更為明確和具體，對醜惡現實的憤慨表現得更為強烈。這可能由於其中有部分作品的作者是莊子的後學，他們生當戰國晚期甚至秦漢之際，戰爭更為激烈，生活更為痛苦，所以文章中所反映出來的感情也就更加強烈了。

　　《外篇》的15篇為：《駢拇》、《馬蹄》、《胠篋》、《在宥》、《天地》、《天道》、《天運》、《刻意》、《繕性》、《秋水》、《至樂》、《達生》、《山木》、《田子方》和《知北遊》。

　　《知北遊》取篇首的三個字為題。知，人名。北遊，往北方遊歷。本篇寫了八個寓言，都是通過問道來論述道。這是一篇專門討論道家的本體論的文章，反復描述了萬物的本體——「道」是虛無的，又是無所不在，龐大無邊的，它產生了萬物，也支配著萬物。

　　本篇中提出了「通天下一氣耳」這個有名的命題，認為天下萬物的種種變化都是「氣」的作用；又提出了「臭腐複化為神奇，神奇複化為臭腐」的觀點。由於道是虛無的，因而對道不能問，也不能說，也不能見，無言無為才能得道。老子以「無」、「有」作為道的別名，本篇在「無」之上更提出了「無無」，意即絕對的虛無。在本篇中對道的解釋比《大宗師》中說得更加具體了一些。

　　《天地》、《天道》、《天運》等篇，講了天道與人道、君道的關係；闡明道是自然的，是不斷發展變化的，順之者昌、逆之者亡。如孔丘之徒死守《六經》，宣揚仁義，結果到處碰壁；他們至死夢想恢復兩周的繁盛，有如陸地行舟。具體每一篇的主要內容為：《天地》篇論述了君主應當具備什麼樣的道德和如何進行道德修養。作者認為君德就是天德，君主應該是有最高尚的道德，成為天道的體現者，這就是以歷史上最原始時代的君主為榜樣，做到無為無欲，天下自自然然就會太平了。

　　《天道》篇中「天道」的意思為自然的規律。本篇的中心是論述天道以及天道與天道的關係。天道自然無為，帝王都應該效法天道。同時人道有為也不能廢除。無為是君道，有為是臣道；天道有尊卑先後，人道亦應有尊卑先後。本篇作者還從天道的秩序來論證社會上人倫秩序的合理性，這說明作者雖然在理論上堅持了道家無為的總原則，但實際上對道家學說已經有所修正。

　　《天運》中所論述的內容與《天道》、《天地》有部分相近。天運，自然的運轉。本篇著重說明天道就是自然之道，是不斷變化發展的。順著自然的變化就可以取得成功，違背自然的變化則要闖禍。篇中強調變化發展，反對固執舊說，而孔丘之徒固守六經所宣揚的仁義忠信的舊理論，三皇五帝的老經驗，結果是到處碰壁。不過篇中宣揚的仍是復古主義，認為從黃帝到夏、商、周的發展可以說是一代不如一代的。

　　《外篇》中這幾篇所持的這種政治要「應時而變「的觀點，與《內篇》中所論的完全棄絕政治的觀點已經有所不同。這幾篇中的主張君道無為、臣道有為和肯定人倫秩序的合理性等的論述，其實在一定程度上是自相矛盾的。與《內篇》相比較，從《外篇》中可以看出莊子學派的發展變化，受到儒、法等家學說的某些影響。

　　《駢拇》、《馬蹄》、《胠篋》、《在宥》、《繕性》、《至樂》、《達生》和《山木》等篇，是講人性、養性等問題的。篇中認為人性是有自然的天性，凡仁義、禮樂、名利等等都是多餘的，無用的，甚至是有害的。

　　例如馬，用蹄子踐踏霜雪，用毛抵禦風寒，吃草飲水，隨意舉足跳躍，這是馬的天性。伯樂（伯樂：古之善相馬者。一說為春秋中期秦穆公之臣，以善相馬而聞名。或以為此人名孫陽，字伯樂。一說為春秋末年晉的大夫郵無正，又名王良，字伯樂。）卻說他善於訓練馬，用燒紅的烙鐵給馬打上火印。剪齊馬的鬃毛，修刻馬掌，給馬戴上籠頭。嚼子的約束，加上後面有鞭子的威脅，這樣馬的天性就失去大半了！仁義禮樂殘害人的天性就跟這一樣。《胠篋》中寫道：人們束緊口袋，鎖牢箱櫃，在於防盜。可是，大盜把口袋、箱櫃一起拿走，還生怕束得不緊、鎖得不牢。這樣一來，本來是用來防盜的手段不就成了為盜賊方便而設的嗎？田成子（田成子：又稱田常、陳恒，齊大夫，成為其諡號。其七世祖敬仲為陳國貴族，後移居齊國為大夫，食邑于田，故以田為氏。魯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田成子殺齊簡公，立簡公之弟驁為齊侯，是為平公，從此操縱齊大權，齊侯不過是個傀儡，名存實亡。）竊得齊國，連同治理國家的「聖人之法「一起盜去，所以能夠安然無事。由此看來，「聖人之法」豈不是為田成子這些人的方便而設的嗎？又進而指出，聖人提出治理天下的辦法，善人、惡人都可以用，善人用來做好事，惡人用來做惡事，而天下惡人多，善人少。所以用這套方法對天下人來說害多利少，應當打碎。其次，指出當今社會一切文明成果皆被大盜竊走，變成了維護他們私利的工具。因此，只有絕聖棄知，擯棄一切文明成果，才能從根本上改變這種不合理狀況。因此，本文作者指斥聖人提倡仁義實際上是給大盜做了幫兇，所以發出「聖人不死，大盜不止」的呼聲。《在宥》篇中說：夏、商、周三代以下，天下大亂，君主都憑藉酷刑進行統治，受刑的人到處都是。而儒墨之徒宣揚仁義，實際上是在強化統治人民的工具而已。因此篇中得出結論：君主「莫若無為」。顯然是以人性自然論為基礎的「無為」政治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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