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居正大傳(62)_朱東潤

六二

　　苦心維持繼光的，只有居正。在薊遼和宣大這兩個系統對立的時候，居正甚至特別維護宣大。借此減輕一般人對於薊遼的嫉視。宣大的督、撫大多是宣大出身的人，但是萬曆五年，林下的陳道基起用為順天巡撫了；同年兵部左侍郎梁夢龍調任薊遼總督，萬曆九年，宣大總督吳兌調任薊遼總督。這是為的什麼？居正曾經指出好事者「每言薊中之任，皆取總兵所欲者而用之。」只有這樣，才能免去無味的議論，才算是真真愛護戚繼光。一切都是為的國家。在大眾指摘繼光的時候，居正說：「若舉全鎮防守之功，委無所損；數年以來，一矢不驚，內外安堵，此其功寧可誣乎？貓以辟鼠為上品，山有虎豹，藜藿不采，又不以搏噬為能也。」這是居正底見地。

　　萬曆四年，居正開始推動一條編法。為用語便利起見，有時也稱為條編法。研究賦稅的人，常時談到條編，認為這是明代賦稅方法底改進。在大體上，這句話是不錯的，其實還有稍許的不同。賦稅是賦稅，條編法只是徭役方法底改進。明代認定人民有替國家服役的義務。這項義務分為兩種。一種是力差，這是當真為國家做事。府、州、縣有銀庫，看守銀庫的稱為庫丁；各驛有廩給庫，看守的也稱為庫丁：也許有人認為這是好差使，但是銀有銀耗，糧食也有糧耗，一切的虧折，都責成庫丁包賠，便成為最大的苦差。庫丁總算在社會上保持相當的身分，還有人充當。其餘看門的有門皂，防河的有防夫，管囚犯的有禁子，維持治安的有弓兵：他們在社會上的地位更加低落，大家只得另行雇人代充。雇人的是鄉間的老農，被雇的是城市的地痞，於是被雇的人不時下鄉，向老農們討索工食，「雇員」壓迫「雇主」，成為老農的禍害。以上是力差。

　　其次還有銀差。州、縣官要用柴薪，柴薪派在民眾身上；要養馬，馬草、馬豆也派在民眾身上。儒學是教官和廩、增、附生講學的場所，他們吃的是國家的廩米，但是齋夫、膳夫這些差使，也派在民眾身上。當然這不是直接要民眾做事，只是要民眾出錢，所以稱為銀差。州、縣官是替國家辦事的，儒學的教諭，訓導，和這一批廩、增、附生們是研究聖經賢傳的，但是他們第一還得先替自己辦事，建築私經濟底基礎。誰能不替自己打算呢？在官員們審查和編制銀差的時候，各人都得儘先挑選殷實而沒有勢力的富戶，替本衙門辦差。被官員瞧得起的民眾，實際成為官員手下的肥羊、大豬，聽候宰割，而不肖的官員們，其實只是穿靴戴帽的強盜，審查編制，只是盜匪們請財神的手續。這是所謂銀差。（見《圖書集成·食貨典》一五一卷《劉光濟差役疏》）

　　力差、銀差成為民眾極大的痛苦，於是國家推行均徭法。各縣把民眾分為十甲，每年由一甲承當本縣的一切徭役。在理論上這是最公平的了，從第一甲到第十甲，周而復始，輪流當差，還有什麼不平的？但是在審編的時候，這十甲民眾底經濟能力，未必能夠編配平允，每年的徭役，也是時常變動：經濟能力和經濟負擔，不能支配得當，便成為甚大的不平。其次，一甲以內，各戶底經濟能力不同，社會地位又不同，因此在支配擔負的方面，更發生種種的歧視。還有一點，在不當差的九年中，民眾因為不受政治的壓迫，樂得生活稍為優裕一點，當然談不上積蓄；但是到了當差這一年，一切的苦難都來了，官員底壓迫，廩、增、附底壓迫，地痞底壓迫，都落到民眾頭上，這一年便是他們典妻鬻子，傾家蕩產的一年。政治的不良，制度底不良，一齊造成最大的人禍。

　　隆慶初年，江西巡撫劉光濟上《差役疏》，曆指均徭之弊六點：

　　每歲徭銀，原有定額，而各甲丁糧，多則派銀數少而徭輕，少則派銀數多而役重，其弊一也。所編之差，有正銀一兩而止納一兩者，此必勢豪勢緣者得之，有加至一倍以至數十倍者，此必平民下戶無勢力者當之。此患在不均，其弊二也。北方則門丁事產肆者兼論，南方則偏論田糧，糧多差重則棄本逐末，以致田日賤而民日貧，其弊三也。糧多殷實之家，平日則花分詭寄以圖輕差，及至審編，則營求賄囑以脫重差，其弊四也。歲歲審編，公門如市，官吏開賄賂之門，裡胥恣索騙之計，其弊五也。丁糧剩利歸於官，小民不蒙輕減之惠，其弊六也。有此六弊，小民困累已極。且應直之年，役重費繁，力不能勝，大抵人情皆安於目前，既不能積十年之費以待一年之輸，是以一年當差，即九年未得蘇息，而傾家蕩產者相比也。

　　在這個情形之下，才提到改革。第一個提倡的是浙江巡按禦史龐尚鵬。他主張把往年編某為某役的辦法，完全停止：重行核定有丁無糧者，編為下戶；有丁有糧者，編為中戶；糧多丁少，和丁糧俱多者，編為上戶。在這個計劃下面，一縣差役，完全由州、縣官募人充當。力差按照工食之費，量為增減；銀差按照交納之費，略加銀耗，一縣的總數決定以後，按照丁、糧比例，完全派到丁、糧裡面，隨同完納。這就是一條編法。嘉靖四十五年，尚鵬在浙江曾經推行過這個辦法。周如鬥在江西巡撫任內，也奏請推行條編，但是不久如鬥死了，到隆慶初年，由繼任江西巡撫劉光濟再行奏請，隆慶四年，在江西全省推行。（萬曆本《明會典》卷二十）是年十月，龐尚鵬為福建巡撫，奏請推行一條編法。（《明紀》卷三十九）所以條編法底推行，是從南方的浙江、江西、福建開始的。

　　條編當然有條編底利弊。隆慶元年戶部尚書葛守禮便曾經揭出「吏書夤緣為奸，增減灑派，弊端百出。」守禮是當時有名的大臣，他底議論，當然有相當的價值，但是他只看到條編底陰影。從大體方面講，條編是一個極大的進步。徐希明曾經說起：「丁糧差重者派銀亦重，差輕者派銀亦輕，輕重均派於眾，未嘗獨利獨累於一人，雖善於規避者無所用其計，巧于營為者無所施其術。」（《平賦役序》見《圖書集成·食貨典》一五一卷）因此條編底推行，固然由於官吏底提倡，同時也出於當時人民底要求。徐希明看到湖廣茶陵推行條編以後，攸縣人民便要求推行條編，正是一個實例。不過我們應當記得，條編于小民有利，便不免損害許多人既得的權利。希明不曾說過嗎？「大抵此法至公至平，但便於小民而不便於貪墨之官府，便於貧乏而不便於作奸之富家，便於裡遞而不便於造弊之吏胥。」希明親眼看到隆慶、萬曆間的情形，這是他底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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