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居正大傳(63)_朱東潤

六三

　　居正不是條編底發明者，對於條編底推行，他不會感到發明家底那種母愛的熱忱。而且實行條編，對於居正個人，也許未必有什麼利益。他是當時的首輔，即使不實行，誰能把力差、銀差派到首輔家中嗎？徭役派入丁糧，只增加居正私人底負擔。但是居正代表當時的最高統治者，他必須從統治階級的整體利益出發。為了維護統治階級的長遠利益，必須設法緩和階級矛盾，因此，條編法的推行，正與統治階級有利，所以萬曆四年，居正推行條編，當然有他底理論根據。

　　龐尚鵬、劉光濟在浙江、福建、江西推行條編了，居正底計劃，要把它推行到全國。這便有些和王安石推行青苗相似，但是居正只是慢慢地推行，從容地解釋，他一步一步地前進，不象安石那樣的急迫。讓我重說一遍罷，居正不是王安石，他只是一個現實的大臣。

　　萬曆四年，居正先把條編推行到湖廣。他和湖廣巡按說起：

　　辱示江陵尹朱正色均差之議，其中綜理，精當詳密。此君初任，人皆以為刻核，僕獨愛其明作，今觀其所建立，必為良吏無疑矣。慰甚慰甚。一條編之法，近亦有稱其不便者，然僕以為行法在人，又貴因地，此法在南方頗便，既與民宜，因之可也。但須得良有司行之耳。（書牘八《答楚按院向明台》）

　　果然有人提到條編底不便，他們甚至說條編便於士大夫而不便於小民。怎麼辯論呢？居正只有由他；居正說：

　　條編之法，有極言其不便者，有極言其便者，有言利害半者。僕思政以人舉，法貴宜民，執此例彼，俱非通論，故近擬旨雲，「果宜於此，任從其便，如有不便，不必強行。」朝廷之意，但欲愛養元元，使之省便耳，未嘗為一切之政以困民也。若如公言，「徒利於士大夫而害于小民』，是豈上所以恤下厚民者乎？公既灼知其不便，自宜告於撫、按當事者，遵奉近旨罷之。若僕之於天下事，則不敢有一毫成心，可否興革，順天下之公而已。（書牘九《答少宰楊二山言條編》）

　　這是萬曆五年的事。經過一年底推行，居正對於條編，更加感到興趣。萬曆五年，他不再說「法貴因地」，只是說：「條編之法，近旨已盡事理，其中言不便，十之一、二耳。法當宜民，政以人舉，民苟宜之，何分南北。」（書牘九《答總憲李漸庵言驛遞條編任怨》）以後經過幾年的推行，到萬曆九年正月，再用詔旨通行全國，一條編法，遂成為通行的法制。

　　居正六個兒子，敬修、嗣修、懋修、簡修、允修、靜修：尤其是敬修、嗣修、懋修這三個，居正對於他們盼望更切。懋修底天資最好，居正曾和他說：「汝少而穎異，初學作文，便知門路，吾嘗以汝為千里駒。」（書牘十五《示季子懋修》）居正看到當時有才學的人，便羅致給兒子們做朋友，他認為只有這樣，才可以敦促他們上進。第一個羅致的是沈懋學，後來萬曆五年丁醜科進土第一人；其次便是《牡丹亭》底作者湯顯祖，不料顯祖卻拒絕了，居正死後萬曆十一年癸未，顯祖才成進士。敬修是萬曆元年癸酉科舉人，次年甲戌科會試下第。據說居正因此大為生氣，甲戌科不選庶吉士，便是敬修下第底結果。萬曆四年丙子科鄉試，懋修失敗，（見《示季子懋修》）所以五年丁醜科會試，只有敬修、嗣修同到北京就試。這次敬修依舊落第，嗣修原定二甲第一人，神宗拔為一甲第二人及第。

　　嗣修登第的事，對於居正，當然是一種快慰。他在這一年和王之誥說起：「豚兒寡學，謬竊科名，其躐登上第，則出主上親拔，非僕庶幾所敢望也。」（書牘九《答司寇王西石》）大致他對於敬修、懋修的希望，還很熱切；對於第四子簡修，便冷淡了。以後簡修由武職出身，所以居正在給之誥信上又說：「簡兒叨授一職，遣歸完娶。」信上又提及他底父母，和繼配王夫人，這時都在江陵。居正曾說「門巷闃然，殆同僧舍」；他在北京的寓居，真有些僧舍底意味。

　　嗣修登第，畢竟是一件不厭眾望的事。明代輔臣在位的時候，兒子會試及第的，不止一次，但是除楊廷和當國，其于楊慎以會試第一人及第，群情翕服以外，其餘沒有一次不發生許多非議。尤其在居正當國十年之中，萬曆五年會試，嗣修第二人及第，萬曆八年會試，懋修第一人及第，敬修同時及第：兄弟三人先後及第，更引起不少的責難。萬曆十六年順天鄉試，輔臣王錫爵之子王衡第一名中式，當時的風波又來了，大家指摘錫爵，錫爵恨極，次年會試，不許王衡就試，直到錫爵去位多年以後，萬曆二十九年會試，王衡始以第二人及第，這才證實王衡底才學，同時也表明錫爵底坦白。自此以後，輔臣當國的時候，其子不應會試，成為科舉制度底故事。

　　這裡的是非，本來一言難盡。明代的制度，對於大臣底兒于，有文蔭或武蔭。在大臣建功或是幾年任滿以後，照例可以蔭字。文蔭從蔭一子入國子監讀書起，以後補尚寶司丞，尚寶司卿，這算是一條路。武蔭從錦衣衛百戶、千戶起，以後補指揮同知、指揮僉事，這也是一條路。這兩條是怎樣的路呢？大學士底兒子不能補大學士，尚書底兒子不能補尚書。由蔭生升到大學土、尚書的，沒有看見一個。明朝一代，父、子大學士惟有陳以勤、于陛父子二人，但是于陛底大學士，是從鄉試、會試掙扎出來的，井不靠以勤底庇蔭。惟有鄉試、會試才是出身底大路，蔭生不但不是大路，甚至反是一件障礙。這是居正始終迫促敬修、嗣修、懋修由鄉試、會試出身的原因。居正自己曾經說過：

　　或言大臣子弟應舉，不當與寒士爭進取者，此論非也。自晉、唐以來，士人鹹重門第，王、謝子孫，與六朝相終始，至隋、唐設科取士，寒素乃得登用，而建官要職，仍多用世家，大臣恩蔭，皆得至將相，如唐蕭、盧、崔、鄭，累世宰相，有至八、九人者。中唐以後，進士一科，最為榮重，而李德裕以其父蔭，為備身千牛；或勸之應舉，德裕言好驢馬不入行，後亦為宰相。蓋世家子弟，自有登用之路，不借科目而後顯，是科舉大臣子弟一人，則退寒士一人矣。若本朝則立賢無方，惟才是用。高皇帝時，用人之途最廣，僧、道、皂隸，鹹得至九卿、牧、守，大臣蔭子，至八座、九卿者，不可縷數。宣德以後，獨重進士一科，雖鄉舉歲貢，莫敢與之抗衡，而大臣恩蔭，高者不過授五府幕僚，出典遠方郡守而止，即有卓犖奇偉之才，若不從科目出身，終不得登膴仕，為國家展采宣猷矣。豈古人所謂喬木世臣之義乎？故大臣子弟，不宜與寒士爭進之說，在前代則可，非所以論當今之務也。（文集十一《雜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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