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居正大傳(60)_朱東潤

六〇

　　經過這樣地懇切陳辭，神宗准予辭免太傅及伯爵俸，其餘特囑接受。這一次居正底奏疏，令人聯想到諸葛亮《與李嚴書》。諸葛亮底大志，是輔佐後主，討平曹魏，在大功沒有完成的時候，李嚴論為諸葛亮宜受九錫，封王。諸葛亮和他說道：「吾與足下相知久矣，可不復相解。足下方誨以光國，戒之以勿拘之道，是以未得默已。吾本東方下士，誤用于先帝，位極人臣，祿賜百億，今討賊未效，知己未答，而方寵齊、晉，坐自貴大，非其義也。若滅魏斬睿，帝還故居，與諸子並升，雖十命可受，況於九耶？」（《三國志李嚴傳注》）居正底屢辭恩命，也許不是模仿諸葛亮，但是也許竟是模仿。他們同樣地輔佐幼主，同樣地有絕大的抱負。在抱負沒有實現以前，他們同樣地拒絕過分的恩賜。假如居正竟是模仿諸葛亮，畢竟他找到一個絕好的榜樣。正因為自己力辭厚賞，始可以督促一般政府官吏底上進。在這一點，更發生政治的作用。居正曾因為宣府巡撫吳兌請求恩賜部屬，和他說起：

　　辱翰示，一一領悉，即囑本兵為之區處。但有功必敘，有勞必酬者，朝廷厚下之仁；敬事後食，先勞後祿者，人臣自靖之義。若銖銖　　兩兩，計功程勞，以責望於上，似非所謂懷仁義以事君者也。僕以菲薄，待罪政府，每日戴星而入，朝不逞食，夕不逞息，形神俱瘁，心力並竭，於國家豈無尺寸效？然自受事以來，力辭四蔭，獨守舊官，每一蒙恩，輒夔夔栗栗，不能自寧，非矯也，誠以國恩難報，而臣子雖鞠躬盡瘁，不過自盡其所當為，本無功之可言也。公所欲為諸君處者，自見鼓舞用人之道：而區區所雲，似亦為人臣之所當知也。冒昧吐瀝，惟高明采之。（書牘七《答督撫吳環洲言敬事後食之義》）

　　在萬曆四年、五年的中間，國家大事須提及者尚有邊防和條編。

　　實際講，到了這個時候，邊防底局勢已經大定。韃靼首領俺答已經歸順了，因此北方減少一個最大的威脅。固然俺答部下不是沒有些少的侵擾，但是對於小小的出入，居正只是抱定耐煩的宗旨。他認為即在本國，不時還有「盜賊」突發，對於韃靼武士底小騷擾，他有時竟是置之不問，不過大棒還在手中，他準備隨時出擊，因此宣大北邊，永遠得到安寧。一切的勝著，都在把握之中；他和宣大總督方逢時說：

　　往時廟堂無定見，一聞浪語，即為之動搖，譬之低棋，隨敵嚮往，應手即下。今則不然，吾審勢已定，窺敵觀變，或無事而自補，或棄於而求先，此今日之局面也。諸公當事者，宜審計焉。（書牘八《與總督方金湖以弈諭處置邊事》）

　　但是儘管勝算在握，他對於俺答還是主張待之以誠。為什麼待之以誠？因為俺答已經不是明朝底敵人，所以居正主張開誠佈公。山西的窮民，逃到韃靼去了。山西巡撫崔鏞和居正說，要向俺答討回：他還豫備萬一俺答拒絕送回的時候，種種的對策。居正只和他說：「蓋今之虜情，與昔不同。昔未臣服，故可用計處，今既為一家，又當待之以信，諭之以理。」居正提出怎樣派人向俺答討回；他要通事對俺答說：「王如曉事，宜將此人及其黨與，執送軍門。朝廷必鑒王之誠款，和好益堅，賜賚愈厚：何為納此無用之人，聽其妖妄之說，而壞已成之功，失永久之利哉？」居正又說：

　　彼聞此言，勢必聽從。即彼不從，我常持此以責讓之，使曲在彼，則我之威信，亦無所失。量此么麽幹得甚事！今板升之人如此輩者，何啻千萬，即索之而不得，亦惡足為輕重乎？彼雖犬羊，亦不可欺。用術以求之，或未必得，而彼反持此以誑我矣。（同卷《答山西崔巡撫計納叛招降之策》）

　　居正對於俺答，完全是一邊開誠，一邊佈置，因此在威德兼濟的形態下面，俺答和明朝，永遠處在和平相安的地位。至於他對整個韃靼的形勢，還是抱定分化的政策。他和方逢時說：「大約虜情，只要渙之，無令得合而已。」（書牘八《答薊遼總督方金湖》）萬曆四年，俺答和察罕鬧反了，居正便說：「近聞虜酋與察罕，構隙日深，此正吾用奇之日，使之禍結而不可解，則薊遼之間，可以安枕，而西鎮之貢市愈堅矣。宜多方以間之，他日奇功偉績，必為公所收矣。」（同卷《答方金湖》）總之韃靼部落愈加分散，每一部分底力量便愈加薄弱，而對於朝廷的依賴便愈加深刻。這是這一個時期中居正對外的政策。在執行這個政策的時候，他甚至吩咐沿邊督撫，遇到俺答和其他部落發生戰禍的時候，給他假道的便宜。（見書牘九《答甘肅巡撫侯掖川計套虜》）

　　居正感到棘手的，還是遼東。這方面的土蠻和中國處在敵對的地位，他們隨時可以聯絡俺答的部下，但是在韃靼可以並成大幫，進擊遼東的時候，薊鎮和遼東，因為三衛所隔，始終不能呵成一氣，這是地形上的劣勢。因此萬曆四、五年間，居正底目光，完全集中到遼東。他在隆慶初年注重薊鎮，隆慶中年注重宣大，現在注重遼東，一切都是時局底結果。在注意到遼東的時候，遼東巡撫張學顏，遼東總兵李成梁，都成為心目中的人物。他和學顏說：

　　辱示虜情，俱悉。公所以應之者，誠為得策矣。今全虜之禍，咸中于遼，連歲彼雖被創，我之士馬，物故亦不少矣。彼既憤恥，必欲一逞，今秋之事，殊為可虞。昨已屬意本兵，於貴鎮兵食，比他鎮尤當留意。臨期若的知虜賊所向，當令薊人助守寧前，使公等得專備東方。如犯寧前，則東西夾擊。再一創之，則彼破膽而不敢東窺矣。公幸時時喻意李帥，大將貴能勇能怯，見可知難，乃可以建大功，勉之慎之。為國任事之臣，僕視之如子弟，既獎率之，又寶愛之，惟恐傷也。惟公垂亮焉。（書牘八《答總督張心齋計戰守邊將》。按題銜誤。）

　　居正對於韃靼的政策，有利誘，也有威脅。在鬥爭的狀態中，朝廷有的是大將和邊牆，進可以攻，退可以守；這是威脅。朝廷有的是韃靼日常生活必需的物資，在和平的狀態下，可以互市；韃靼以剩餘的馬匹，換取必需的物資，博得絕大的利益；這是利誘。俺答和河套韃靼在這個狀態中屈服了。但是遼東邊外的土蠻採取一種和俺答相反的政策。他們也要開市，但是不肯屈服。他們有弓矢和其他的武器，要憑他們底武力，壓迫朝廷開市。這不是居正受得了的。為什麼要開源節流，練兵籌餉呢？居正不但準備抵抗，而且準備隨時出擊。這是他對們士蠻的政策。也就是他重用李成梁的由來。不過他對於武人，儘管重視，只是親如子弟，和思宗以後那種尊如父兄的態度，根本上便不同。在尊如父兄的時代，便談不上指揮；當一一國底武人，不聽指揮的時候，這個國家已經走上亡國的路線。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