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居正大傳(58)_朱東潤

五八

　　這次居正底地位真是尷尬，所以只有痛快地數責。所謂「委之於私家，陷之以難卻」，也許是指送到江陵張文明底手裡，但是這只是懸想，沒有證明。

　　文明是一個放浪不羈的人，居正當國以後，當然增加文明底威風。萬曆初年禦史李頤前往廣西，路過江陵，看見文明氣焰太大了，和他頂撞一下，居正便取消李頤底禦史。居正不是不曉得文明底放恣。他說過：「老父高年，素懷坦率，家人僕輩，頗聞有憑勢淩鑠鄉里、混擾有司者，皆不能制。」（書牘五《與楚撫趙汝泉言嚴家範禁情托》）在「子為父隱」的社會中，居正只能這樣說，但是文明底放恣，已經顯然。參與這一切的有居正底弟弟，有他底兒子敬修，也有他底族人子弟。萬曆二年，居正說過；「敝族家人，雖頗知奉法，然小小擾混，未必盡無，銜勒鈐制，不敢一日釋也。」（書牘六《答總憲廖春泉》）這裡透露族中底情態。至於僕役底橫肆，在書牘中看到的更不只一處。

　　從這許多方面看來，劉台所稱「居正之貪，不在文吏而在武臣，不在內地而在邊鄙」，又稱居正「輔政未幾，即富甲全楚」，不是沒有根據的。但是這是明代的風氣。在腐化的空氣中，居正曾經和兩廣總督劉堯誨談起：

　　尊示謂稽察吏治，貴清其本源，誠為要論，顧積習之弊．亦有難變者。一方之本在撫按，天下之本在政府。不穀當事以來，私宅不見一客，非公事不通私書，門巷闃然，殆同僧舍，雖親戚故舊，交際常禮，一切屏絕，此四方之人所共見聞，非矯偽也。屢擬嚴旨，獎廉飭貪，欲庶幾以身帥眾，共成羔羊素絲之風，而終不可易。乃苞苴之使，未嘗絕也；鑽刺之門，未嘗墐也，雖饗荼茹堇，徒自苦耳，何裨于治理耶？雖然，不穀固不敢以人之難化，而遂懈其率之之心也，早夜檢點，惟以正己格物之道，有所未盡是懼，亦望公俯同此心，堅持雅操，積誠以動之，有冥頑弗率，重懲勿貸，至於中傷毀排，則朝廷自有公論，可勿恤矣。（書牘十一《答兩廣劉凝齋論嚴取與》）

　　人是畢竟不免受環境支配的。假如居正不生在腐化的空氣中，或即生在這個空氣之中，而沒有那樣的父親，也許他在「正己格物」的方面，會有更大的成績。

　　居正當國以來，整頓財政，到現在已經有了相當的成就。在他整頓的時候，追比田賦積欠，每年帶征三成。納稅的百姓，看到增加三成，當然認為負擔太重。萬曆三年，居正底門生，禦史傅應禎疏稱「小民一歲之入，僅足給一歲，無遺力以償負也。近乃定輸不及額者，按、撫聽糾，郡、縣聽調，諸臣畏譴，督促倍嚴，致流離接踵，怨諮愁歎，上徹於天。」這是一種讜論。在應禎上疏的時候，居正當然有許多不快，但是到了萬曆四年，他知道財政方面，已經穩定，同時他也看清賦稅方面，有改革底必要。七月居正疏稱：

　　臣等又查得隆慶六年六月詔書一款，自嘉靖四十三年、四十四年、四十五年，並隆慶元年錢糧，除金花銀不計外，其餘悉從蠲免，其二年、三年、四年，各量免十分之三。至於淮安、徐州以水旱，廣東惠、潮二府以兵傷，則並隆慶二年、三年，亦從蠲免，恩至渥矣。乃該地方猶不能追納，至萬曆二年，戶部乃議於拖欠七分之中，每年止帶征三分而民猶以為苦。何也？蓋緣各有司官不能約己省事，無名之徵求過多，以致民力殫竭，反不能完公家之賦。其勢豪大戶，侵欺積猾，皆畏縱而不敢問，反將下戶貧民，責令包賠。近來因行考成之法，有司官懼於降罰，遂不分緩急，一概嚴刑追並，其甚者又以資貪吏之囊橐，以致百姓嗷嗷，愁歎盈閭，鹹謂朝廷催科太急，不得安生。夫出賦稅以供上者，下之義也；憐其窮困，量行蠲免者，上之恩也；於必不可免之中，又為之委曲調處，是又恩之恩也。今乃不知感戴而反歸過於上，則有司官不能奉行之過也。然愚民難以戶曉，損上乃可益下，頃賴皇上力行節儉，用度漸纖，又以北虜納款，邊費稍省，似宜曲垂寬恤，以厚下安民。合無敕下戶部，查各項錢糧，除見年應徵者，分毫不免外，其先年拖欠帶征者，除金花銀遵詔書仍舊帶征外，其餘七分之中，通查年月久、近，地方饒、瘠，再行減免分數，如果貧瘠不能完者，悉與蠲除，以蘇民困。至於漕運糧米，先年亦有改折之例，今查京、通倉米，足支七、八年，而太倉銀庫，所積尚少，合無比照先年事例，將萬曆五年酒糧，量行改折十分之三，分派糧多及災傷地方征納。夫糧重折輕，既足以寬民力，而銀庫所入，又藉以少充，是足國裕民，一舉而兩得矣。臣等待罪輔強，日夜思所以佐皇上，布德元元，輯寧邦本，計無便於此者。伏乞聖明採納施行，生民幸甚。（奏疏五《請擇有司蠲逋賦以安民生疏》）

　　疏中所稱，除豁免積欠以外，還有漕糧改折的事。糧是實物底徵收，因為北京、通州一帶存糧已足，所以居正提議在漕糧定額太重和災荒的地方，折價收銀，減輕人民底痛苦，同時也增加銀兩的存儲。這一年積糧足支七八年，積銀四百余萬，（《明史紀事本末》卷六十一）國家財政，遂造成不可動搖的基礎。

　　萬曆四年，在水利方面，也有相當的成績。當時管理水道的大臣，一位是河道總督，一位是漕運總督。漕督本來是管漕糧的，但是水道發生問題，漕船便無從北上，所以對於黃河和運河水利，都不容不過問。二月間漕運總督吳桂芳疏稱：

　　淮、揚二郡，洪潦奔沖，災民號泣，所在淒然，蓋濱海汊港，歲久道湮，入海止恃雲梯一徑，致海擁橫沙，河流泛溢，而鹽、安、高、寶，不復可收拾矣。國家轉運，惟知急漕而不暇急民，故朝廷設官，亦主治河而不知治海。臣請另設水利僉事一員，專疏海道，而以淮安管河通判，改為水利同知，令其審度地宜，講求捷徑，如草灣及老黃河皆可趨海，何必專事雲梯？

　　雲梯關是當時黃河入海的海口，老黃河、草灣都在附近，是黃河屢次決口底所在。桂芳主張多開黃河入海之道，黃水去了，淮水隨同出海，高郵、寶應的水患，便可減輕。多開海口，不是整理黃河的根本大計，但是在當時淮、揚一帶民生痛苦的時候，不能不算救時的方法。居正沒有治河的經驗，但是他有治河的決心。在他看到吳桂芳底奏疏的時候，他決定發動整個的力量，做桂芳底後盾。他說：

　　淮、揚之民，歲苦昏墊，朝廷未嘗一日忘，顧莫有任其事者。茲讀大疏，明白洞徹，底績可期。夫治水之道，未有不先下流者。年來但講治水，不求治海，雖費何益？但海口之淤，當必有因，似宜視水必趨之路，決其淤，疏其窒，雖棄地勿惜，礙眾勿顧，庶幾有成也。設官及留餉諸事，一一如教，屬所司複允，惟公堅定而力圖之。（書牘八《答河道吳自湖》。按題銜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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