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居正大傳(47)_朱東潤

四七

　　應聘正在調集大軍六萬，進討府江瑤的當中，懷遠（今三江縣）的瑤人又起義了，殺知縣馬希武，情勢也很吃緊。這時已經是隆慶六年的秋後，居正當國，更有決定的全權。他和應聘商定，先定府江瑤，一面招撫懷遠，等到府江平定以後，隨即進兵。冬天以後，府江已經安定，但是萬曆元年正月進兵懷遠，又因為雨雪底關係，發生停頓。居正說：

　　懷遠之兵，既未得天時地利之便，暫宜解歸，以俟大舉。若有他巧可取之，尤妙矣。此事若非縣令苛急，亦未遽叛。事之未形，一夫制之有餘，禍端已構，數萬人取之不克，至兵連禍結，師老財費，使朝廷廑南顧之憂，疆場有不討之賊，彼激亂啟釁者，死何足恤哉！以是知天下之事，推知幾識微者，可與圖成，而輕躁鋒銳者，適足以僨事階亂而已。（書牘五《答巡撫郭華溪》）

　　但是戰事已經決定，沒有徘徊的餘地。應聘調兵十萬，積極進行，居正只是說：「不謂其怙惡不悛，敢行稱亂如此，則天討所必加，雖費財動眾，亦難中止矣。一切剿處事宜，公所畫俱當，惟公自裁便宜行之，不敢中制。」（書牘五《答郭華溪》）就在這一年，懷遠兵事結束，廣西平定。居正主張徹底蕩平。他說：「兵己深入，須盡殲之，毋使易種於斯土，又煩再舉也。」（同卷《答廣西撫院郭華溪》）

　　萬曆元年，四川方面發生平定都掌的軍事。都掌「蠻」盤據敘州府高、珙、筠連、長寧、江安、納溪六縣地方。「蠻」首據九絲山、雞冠嶺、都都寨、淩霄峰、四出擄掠，成為四川心腹之患。四川巡撫曾省吾決心進兵，居正也認為「都掌為害多年，不容不除」。（書牘五《與蜀撫曾確庵計剿都蠻之始》）省吾調兵十四萬，奏留總兵劉顯統兵出發。劉顯在福建平倭，和俞大猷、戚繼光齊名，但武官底積習太深了，貪贓行賄，不守法紀，一切的事都有，這時正被劾罷。居正和省吾說：「若其人果可用，不妨特疏留之，立功贖罪；如不可用，則當別授能者。公宜以此意明示劉顯，俾鼓舞奮勵；如玩寇無功，必將前罪並論誅之，不敢庇也。地方大事，唯公熟計之。」（同上）三月中，劉顯準備完成，一舉擊破淩霄峰；居正再寄書省吾，督促追擊：

　　淩霄既破，我師據險，此天亡小丑之時也。宜乘破竹之勢，早收蕩定之功。計蠻眾不過數千，我師當數倍之，無不克者。攻險之道，必以奇勝，今可徵兵積餉，為坐困之形，而募死士，從間道以搗其虛。……若不奮死出奇，欲以歲月取勝，此自困之計。兵聞拙速，未睹巧之久也。惟公熟計之。劉帥功名，著於西蜀，取功贖過，保全威名，在此一舉。其一切攻圍之計，宜聽其自為便利，勿中制之，唯與之措處軍前賞功募士之費。計軍中一月當費幾何，與其曠日遲久，不若暫費速罷之為愈也。（書牘五《與蜀撫曾確庵計剿都蠻》）

　　九月中，劉顯平定都掌。捷音到京，居正說起：「十月十四日，聞九絲捷音，不覺屐齒之折。殄此巨寇，不惟蜀民安枕，且國家神氣，借此一振，四方有逆志感紀之人，亦將破膽而不敢恣睢矣。」（同卷《答蜀撫曾確庵》）這裡看出他心中的喜悅。

　　居正對於國事的計劃，是在穩定中求進展。他整頓賦稅，節省支出，為國家安定經濟的基礎。對於北邊的國防，他是一面分化韃靼，一面整理軍實。對於南方的動亂，他用最大的努力加以鎮壓，勞師費財，一點都不顧惜。這些動亂的原因，他明明知道是由於政治的不良，因此他底責任應當是努力改進當時的政治情況，但是他底措施，止是對於起義農民和少數民族的無情鎮壓。居正是封建社會的統治者，這裡完全暴露了封建統治者的兇狠面貌。

　　第九章初步的建設（下）

　　九月間，刑部秋審，判定重囚應處死刑的，一概上奏。這是一件例行的公事，但是困難從宮內發生了。

　　「慈聖太后底銷旨，吩咐概行停刑，」神宗在文華殿和居正說，「先生以為怎樣？」

　　「春生秋殺，天道之常，」居正說，「皇上即位以後，停刑已經不止一次：稂莠不去，反害嘉禾；兇惡不去，反害善良。愚臣看來，還是不必停。」

　　神宗聽了以後，奏明太后，應處死刑的，一概准予執行。

　　這一點牽涉到古代統治階級的政治思想問題。不負實際責任的人常常主張寬大，但是負擔實際責任的人，便認為這是一個難題。鄭子產臨死的時候和子太叔說：

　　「我死後，國家大政是你底事了。有德的人，也許能夠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火底威焰，人人看到都害怕，所以燒死的人不多；水性懦弱，人人都覺得可愛可近，偏偏死在水中的人多了。所以寬大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子產死後，政權落到子太叔手上，這是一位官僚主義的統治者。被壓迫的人民大眾得到這個機會，發動起來，爭取他們的自由。子太叔懊恨極了，他認為早聽於子的話，一定不至於此，這才調動軍隊，把起義的人民鎮壓下去，仍走上反動統治者的老路。

　　居正是主張猛的，他曾說過：「使吾為劊子手，吾亦不離法場而證菩提。」他看到元末的大動亂，完全因為當局的寬縱，以致演成不可收拾的慘劇。所以他認定「君子為國，務強其根本，振其紀綱，厚集而拊循之，勿使有釁，脫有不虞，乘其微細，急撲滅之，雖厚費不惜，勿使滋蔓，蔓難圖矣。」（文集十一《雜著》）他又說過：

　　「盜者必獲，獲而必誅，則人自不敢為矣。」（書牘八《答總憲吳公》）關於捕「盜」的事，在考成法也有明文規定。後來萬曆七年，因為「盜犯」中途脫逃的事，他說：

　　張國用查系三月初間，已屬順天府著長解押發，乃至今尚未到，此必中途賄逃矣。頃已令該府捕長解家屬監候，又行逐程挨查，於何處脫逃，務見下落，事系考成，期限已迫。若此時尚未到，執事亦宜上疏自白，請旨緝拿，務令得獲正罪，庶足示懲。若已到，則照在京例，盡法處之，不可縱也。（書牘十一《答河漕薑按院》）

　　居正底主張是「盜」者必獲，獲則必「誅」，這是考成法底規定。但是如《明史》所載，居正當國之時，「大辟之刑，歲有定額，」（《明史》卷二二〇《趙世卿傳》）又稱「居正法嚴，決囚不如額者罪」，（《明史》卷—二九《艾穆傳》）都難免有些以訛傳訛。每年死刑，要有一定的名額，就在當時，也不能不算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但是《艾穆傳》稱艾穆為刑部員外郎，到陝西複審的時候，艾穆決定只有兩個人處死刑，同審的人惟恐太輕了，要受到政府底處分，艾穆慷慨地說：

　　「我可不會拿別人底生命保障自己底地位。」

　　在居正大權在握的當中，地方官吏奉行過甚，也是不免的事。

　　二年十月遼東大捷，除了遼東總兵官李成梁進左都督以外，薊遼督撫以及內閣諸臣一體加恩，居正具疏力辭，神宗親筆下諭：

　　敕諭元輔張少師：朕以幼沖嗣位，賴先生匡弼啟沃，四方治安，九邊寧靖。我祖宗列聖，亦鑒知先生之功，就加顯爵不為過。乃屢辭恩命，惟一誠輔國。自古忠臣，如先生者罕。朕今知先生實心，不復強，特賜坐蟒衣一襲、銀錢五十兩，以示優眷，申成先生美德，其欽承之。（奏疏四《禦劄獎勵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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