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居正大傳(45)_朱東潤

四五

　　這一年的冬天，居正在日講的時候，請求次年正月早開日講，不必設宴，並免元夕燈火。神宗真是一個聽話的孩子，他說：

　　早吩咐停止了。伺候聖母用膳的時候，都很簡單，逢到節期，只有果宴。

　　筵宴停止了，光祿寺春節的供應又省去七百余金。萬曆元年十月，居正進講，言及宋仁宗不愛珠飾：

　　「賢臣才是寶貝，珠玉有什麼用處！」神宗說。

　　「是呀，」居正再說，「明君貴五穀而賤珠玉；五穀養人，珠玉饑不可食，寒不可衣。」

　　「正是，」神宗說，「宮人們喜歡珠玉，但是朕在歲賜上，沒有一次不減省。」

　　「皇上說到這一點，真是社稷蒼生底福澤。」居正切實感到少年皇帝底「聖明」，同時也替戶部寬心。他知道歲出方面，又省去一些不必要的開支。這年內承運庫太監崔敏上疏請買金珠，奏疏發交內閣，居正看到以後，立即封還，切實給他一個否認。

　　居正底對付韃靼，也隨時考量到國家的財政問題。宣大邊外，俺答底問題解決了。隆慶五、六兩年的撫賞，所費不過萬餘，而所省己百余萬，居正在給宣大總督王崇古的信上，曾經說起：「今所與虜者，國家不啻若九牛一毛，而所獲茲如此，若公與僕所為國謀者，忠乎否耶！」（書牘四《與王鑒川言虜王貢市》）他真有些自負。但是他對於薊遼，又是一種感想。薊遼邊外的「屬夷」請求加賞，他認為不值得。他說：

　　今戶、兵二部，已議為曲處。但此數一增，後來遂為歲例，帑藏之入有限，犬羊之欲無窮，歲複增加，曷有紀極？此其弊源，必有所在，不塞其源而徒徇其欲，將不知其所終矣！薊門事體，與他鎮不同，僕日夜念之，未嘗少釋。凡有所求，所司未嘗不頻顣而語，屈意而從也。僕亦坐是，往往見惡於人，若僕有所私庇於薊者。然司農所藏，委為國乏，固亦無怪其頻顣也。幸僕今謬司國柄，俟邊警少暇，望公與鎮、巡諸君，虛心商量，思一長策，著實整頓一番，庶為經久之計。若但拆東補西，支持目前，費日增而無已，兵複弱而莫支，將來必有以為口實者，恐僕與諸公，皆不能逭其咎也。（書牘四《答劉總督》）

　　應當節省的錢都節省了：光祿寺採辦的錢，世宗末年，每年用十七萬，現在只用十三四萬，節約的力量，一直支配到皇上底禦廚。但是節流只是一個方面，主要的方面還是開源。考成法實行了，開源便得到合法的立場。考成法是一根鞭子，它底目標是督促一切政務底進行。但是在財政方面，考成法底成績最顯著。居正說過；「考成一事，行之數年，自可不加賦而上用足。」（書牘七《答山東撫院李漸庵言吏治河漕》）這一句揭開居正底懷抱。

　　「不加賦而上用足」和桑弘羊底「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似乎神秘，實際上一點也不神秘。弘羊底武器是平准法，他打倒當時的富商大賈，把一切囤積居奇底利益，收歸國有，這樣應付了漢武帝時代的財政困難。居正底武器是考成法，他要實收糧賦，停止減免；這樣便可以摧殘當時的一部分大地主，維持國家底歲收。

　　明朝對於江南和浙西的稅額特重，尤其是蘇州府。明初蘇州府歲征秋糧二百七十四萬六千余石，和浙江全省相等，實在是一個駭人的數字。因此反而造成土地集中的情勢。貧農底生活困難了，田地賣給富家；富家的勢力擴大了，不但坐食田租底收入，而且因為地位優越，可以獲得減免底特惠。大地主底地位從此形成。大地主在減免的時候，可以優先享受；在科役的時候，可以設法避免；甚至在徵稅的時候，可以任意拖延。一切的利益都歸大地主；一切的負擔都歸貧農。到了貧農擔負不了的時候，於是便把田地賣給地主，從小農底地位，降為佃農。有的貧農索性連同土地和自由，一齊賣給地主，於是成為農奴；農奴對於主人，固然喪失平等的身分；但是對於國家，反而獲得意外的自由，催租科役的差人，從此不會上門。就是這一點，便可以引起小農底羡慕。有時小農底經濟狀況，還不十分困難的時候，自己也會到大地主家裡，請求收為農奴，這就是所謂「投靠家人」。所以從經濟的立場講，國家和大地主顯然地成為對立的形勢。大地主底勢力愈擴大，國家底歲入便愈減少。因為大地主底拖欠賦稅，以及投靠家人底逃避徭役，於是國家不得不把賦稅徭役分攤到無力拖欠或逃避的小農。其結果更把小農驅入佃農或農奴的地位，越發增加大地主底勢力。國家的力量，只增加事態底嚴重。

　　這時是十六世紀，社會革命的呼聲沒有發動，平均地權的主張沒有提出。有心的當局只有從「摧豪強，抑兼併」的途徑入手。隆慶三年海瑞為應天巡撫，他底目的便是摧殘大戶。貧農底田產併入大戶的，海瑞設法替他們奪還，實行他所看到的社會政策。後來萬曆十五年海瑞在南京死了，小民罷市，當他底棺樞出城的時候，沿江號哭相送的人，百里不絕，但是隆慶四年，海瑞就因為「魚肉搢紳，估名亂政」的名義被劾，解除應天巡撫。這裡看出當時的地主利益和小民利益的衝突，而為了國家對付地主的大臣，又常常因為地主階級底勢力而終歸失敗。居正和海瑞底立場，本來不是絕對一致的，但是他對於海瑞底去職卻絕對同情，所以他說：「至於海剛峰之在吳，其施雖若過當，而心則出於為民；霜雪之後，少加和煦，人即懷春，亦不必盡變其法以徇人也。」（書牘十四《答應天巡撫朱東園》）

　　現在是居正底時代了。他用不到奪田還民，那些不易實行的政策；他有的是考成法，他發動政治底力量，增加歲入，打擊地主，同時也減輕貧民的負擔。他給應天巡撫宋儀望的信，是當時一篇有價值的文獻：

　　來翰謂蘇松田賦不均，侵欺拖欠云云，讀之使人扼腕。公以大智大勇，誠心任事，當英主綜核之始，不於此時剔刷宿弊，為國家建經久之策，更待何人？諸凡謗議，皆所不恤。即僕近日舉措，亦有議其操切者，然僕籌之審矣。孔子為政，先言「足食」，管子霸佐，亦言「禮義生於富足」。自嘉靖以來，當國者政以賄成，吏朘民膏以媚權門，而繼秉國者又務一切姑息之政，為逋負淵藪，以成兼併之私。私家日富，公室日貧，國匱民窮，病實在此。僕竊以為賄政之弊易治也，姑息之弊難治也。何也？政之賄，惟懲貪而已，至於姑息之政，依法為私，割上為己，即如公言，豪家田至七萬頃，糧至二萬，又不以時納。夫古者大國公田三萬畝，而今且百倍于古大國之數。能幾萬頃而國不貧！故僕今約己敦素，杜絕賄門，痛懲貪墨，所以救賄政之弊也；查刷宿弊，清理通欠，嚴治侵漁攬納之奸，所以砭姑息之政也。上損則下益，私門閉則公室強。故懲貪吏者所以足民也，理逋負者所以足國也。官民兩足，上下俱益，所以壯根本之圖，設安攘之策，倡節儉之風，興禮義之教，明天子垂拱而禦之。假令仲尼為相，由、求佐之，恐亦無以逾此矣。今議者率日：「吹求太急，民且逃亡為亂。」凡此皆奸人鼓說以搖上，可以惑愚暗之人，不可以欺明達之士也。夫民之亡且亂者，鹹以貪吏剝下，而上不加恤，豪強兼併，而民貧失所故也。今為侵欺隱占者，權豪也，非細民也，而吾法之所施者奸人也，非良民也。清隱占，則小民免包賠之累，而得守其本業；懲貪墨，則閭閻無剝削之擾，而得以安其田裡。如是，民且將屍而祝之，何以逃亡為？公博綜載籍，究觀古今治亂興亡之故，曾有官清民安，田賦均平而致亂者乎？故凡為此言者，皆奸人鼓說以搖上者也。願公堅持初意，毋惑流言。異時宰相不為國家忠慮，徇情容私，甚者輦千萬金入其室，即為人穿鼻矣。今主上幼沖，僕以一身當天下之重，不難破家以利國，隕首以求濟，豈區區浮議可得而搖奪者乎？公第任法行之。有敢撓公法，傷任事之臣者，國典具存，必不容貸。（書牘六《答應天巡撫宋陽山論均糧足民》）

　　居正對於江南的大地主，印象太壞了。他還記得徐階和他談起的話，異時每聞存翁言，「其鄉人最無天理」。及近時前後，官於此土者，每呼為鬼國，雲「他日天下有事，必此中創之」。他說：「蓋謂朝廷之政令，不能行於此地，而人情狡詐，能忍人之所不能忍，為人之所不敢為故也。」（書牘七《答應天巡撫論大政大典》）但是他對於他底辦法，具有信心；他不怕時人底攻擊，而且也相信終會得到大眾底諒解。他說：

　　吳中事勢已極，理必有變。今得丈稍稍振刷，使知朝廷法紀之不可幹，上下分義之不可逾，汰其太甚，而無至於〔足炙〕盭橫決，而不可收拾，則吳尚宜屍祝公以報德，而可以為怨乎！嬰兒不剃頭則腸痛，不〔扌副〕痤則浸疾，然剃頭、〔扌副〕痤，固不能止嬰兒之不啼也。近來彼中人，不獨側目於丈，且推本於僕，造為橫議，欲以搖撼國是，如昨南餘云云，意皆有所由來，故不得不一創之。今上意已定，正論不搖，丈宜自審畫，無為山鬼所惑。（書牘七《答應天巡撫宋陽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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