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居正大傳(44)_朱東潤

四四

　　奏疏上去以後，奉聖旨：

　　卿等說的是，事不考成，何由底績？這所奏，都依議行。其節年未完事件，系緊要的，著該部、院另立期限，責令完報。若不系錢糧緊要，及年遠難完的，明白奏請開除，毋費文移煩擾。（同上）

　　居正曾經說過：「法之不行也，人不力也，不議人而議法何益？」現在他創制了，這是他底有名的考成法。事情真是簡單異常。他只要各衙門分置三本帳簿。一本記載一切發文、收文、章程、計劃，這是底冊。在這許多項目之中，把例行公事無須查考的，概行剔除以外，再同樣造成兩本帳簿：一本送各科備註，實行一件、注銷一件，如有積久尚未實行，即由該科具奏候旨；一本送內閣查考。居正底綜核名實，完成萬曆初年之治，最得力的還是這三本帳簿。

　　政治只是民族精神底表現。十六世紀的中國民族血液裡，已經滲入因循底成分，「置郵而傳之四方」，成為一切政令的歸宿。法令、章程，一切的一切，只是紙筆底浪費。幾個腦滿腸肥的人督率著一群面黃肌瘦的人，成日辦公，其實只是辦紙！紙從北京南紙店裡出來，送進衙門，辦過以後，再出衙門，經過長短不等的公文旅行以後，另進一個衙門歸檔，便從此匿跡消聲，不見天日。三百七十年了，想到已往的政治情況，真是不勝警惕。

　　居正是一個現實的政治家。他知道政務的辦不通，不是機構底缺乏，所以他不主張增加政治機構。他也知道公文政治不能打倒公文政治，所以他不主張提出新的法令、章程，增加紙筆底浪費。他只要清清白白的一個交代。辦法在紙上說過了，究竟辦到沒有？他要在各科底帳簿上切實注明。在內閣裡，他自己也有帳簿，可以隨時稽考。他以六科控制六部，再以內閣控制六科。這是居正底政治系統。

　　六科是明朝特有的政治機構。一切行政事務，分屬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各部行政長官，有尚書、左右侍郎。同時又有吏、戶、禮、兵、刑、工六科，各科有都給事中、左右給事中、給事中。尚書是二品，都給事中只有七品，但是對於六部的封駁、糾劾之權，完全在六科手裡。明朝的大官可以統率小官，但是小官同樣可以牽掣大官，這是明朝的立法精神。六科實際上是六部的監察機關，各科給事中分管各科的事，但是對於國家大事，同樣地可以建言；對於奉旨會推內閣大學士，吏、兵二部尚書，及在外總督、總兵的場合，各科都給事中同樣地可以參加；至於光宗逝世的時候，楊漣以從七品的兵科右給事中，和內閣同受顧命，更是特有的創例。

　　居正以六科控制六部，是明朝的祖制，但是以內閣控制六科，使是一種創制。內閣本來是皇帝的秘書處，事實上不負行政責任，更談不上監察責任，實施考成法以後，內閣實權顯然擴大，所以萬曆四年劉台劾居正疏，稱「居正定令，撫、按考成，章奏每具二冊，一送內閣，一送六科。撫、按延遲則部臣糾之，六部隱蔽則科臣糾之，六科隱蔽則內閣糾之。夫部院分理國事，科臣封駁奏章，舉劾其職也。內閣銜列翰林，止備顧問，從容論思而已。居正創為是說，欲脅制科臣，拱手聽令。祖宗之法若是乎？」劉台底言論其實沒有說錯。

　　考成法底實施，在整理賦稅的方面，發生的影響最大。中國人受聖經賢傳底影響太大了。孟子見梁惠王，第一句便是「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孟子又勸梁惠王，「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政治家談到理財，好象做了一件虧心的事。漢武帝時代，桑弘羊領大農，在整個國家，因為對外戰爭，已經走上經濟崩潰底路線以後，居然靠著平准政策底運用，「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史記·平准書》）這是多麼大的貢獻，但是蔔式對他的批評，只是「烹弘羊，天乃雨」。其實一個有組織的國家，不能沒有國家的經濟政策。沒有經濟，便沒有政治。孟子底主張，是十分取一。白圭問道：「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孟子說；「子之道，貉道也。」孟子是說無組織的民族，才能二十取一，有組織的國家，不能不十分取一。這是孟子底經濟政策。他那「薄稅政」的主張，用現代的術語，其實只是「養稅源』。國家對於人民的賦稅，不能太重，人民才可以謀經濟發展，人民底經濟發展了，國家便增加十分取一的機會。孟子底主張，其實不是「崇禮義，退財利，複往古之道，匡當世之失」（桓寬《鹽鐵論·利議第二十七》）那一套。

　　居正當國以後，他底主張是富國強兵。要強兵便先要富國。富國不外是開源、節流。在這兩方面，他都盡了最大的努力。考成法是開源，在考成法以外，當然還有節流。

　　隆慶二、三年間的預算，每年國家收入二百五十余萬兩，支出四百余萬兩。（見奏疏一《請停取銀兩疏》）這是一個岌岌可危的預算。當時沒有屋上架屋的構機，也談不到親戚故舊的汲引，所以要節流便不僅是裁減「駢枝機關」、「閒散人員」。隆慶年間的節流是從皇帝和國防入手。這是大處著墨的方法。所以隆慶三年穆宗向戶部索銀三十萬兩，內閣便把歲入、歲出的狀況奏明，請求停取銀兩，其結果穆宗只是說：

　　朕覽卿等所奏，戶部銀兩缺乏。內庫亦缺銀兩，朕方取。既這等說，且取十萬來。卿等傳示，不必再來奏擾。（附前疏）

　　這時的內閣大臣，真是負責任的大臣，穆宗底態度，有一些憊賴，但是皇帝索款，立刻打了三折，不能不算是好的。

　　隆慶六年居正當國以後，在節流方面，真是「錙銖必較」。神宗開館纂修《穆宗實錄》，居正上疏，請求免循舊例賜宴。他說：

　　臣等夙夜皇皇，方切兢惕，豈敢為此飲食宴樂之事，非唯於禮有不可，於心亦實有不安也。且一宴之費，動至數百金，省此一事，亦未必非節財之道。（奏疏二《辭免筵宴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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