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居正大傳(35)_朱東潤

三五

　　從政體的立場講，司禮監一部分的職權，應當交給內閣，「宮府一體」，原是居正底口號。從友誼的立場講，居正更應當援助高拱，他們不是十幾年的同僚嗎？然而他們底友誼已經生疏了！這不能不責備高拱，但是也何嘗能放過居正？他只是坐觀成敗，希望高拱底失敗，以完成自己掌握政權的目標。他給王崇古說：「冒死為之營訴」，是一句遁辭，為什麼要請假規避呢？不在會極門營訴而只憑事後的空言，要想博得外人底同情，希望不免太奢了！話又說回來，徐階失敗以後，居正曾經自咎以為「中人內構，不能剖心以明老師之誠節」。對於曾受大恩的老師，還談不到剖心營訴；那麼對於中經生疏的同僚，更從那裡說起！「政治家」不是聖賢，而只是「政治家」；誰願意為著別人，犧牲自己底政權呢。

　　這一次的政變，高拱底政權推翻了，居正底政權樹立起來，一切只是人事的變動，不是政策的變動。高拱是一個強幹的「政治家」，自兼吏部尚書，上午到內閣，下午到吏部，沒有一件積案，這是他辦事的能力。居正不兼部，但是對於內閣和六部底事情，沒有一件不曾洞察，他底精明，正抵上高拱底強幹。高拱對於同僚，不免高亢，居正稍為謙抑；高拱對於政敵，照例是不能容忍，有仇必報，居正稍知容忍，甚至量材錄用。不過這個分別，只是一個大概。最初掌握政權的時候，居正還有一些籠絡人才的意味，以後便日漸高亢，到了萬曆六年以後，簡直和高拱一樣。在這方面，他們中的區別，只是年齡的區別，等到居正過了五十以後，他底行為，便和高拱沒有分別。

　　在應付官庭和內監方面，居正比高拱高明多了，他知道敷衍和遷就，他知道走曲線，然而他永遠認清政治目標，宮庭和內監對於實際的政治，沒有過問的餘地。高拱提高內閣政權的目標，在居正手裡完成，但是居正沒有遇到高拱所遇的挫折。不過這是高拱失敗以後，居正所得的教訓：假使高拱有第三次入閣的機會，以他那樣的能力，不是辦不到的。簡單一句，高拱和居正，只是同一範疇的人物，因為環境底不同，不免有少許的差異。不明白實際政治的人，也許因為他們不能合作，發生詫異，其實整個的政權不能容許兩個「政治家」共同掌握，正和整個的家庭不能容許兩個主婦共同主持一樣。

　　六月十六日過去了，十九日神宗召見居正。這時是辰刻，比平常的早朝，稍微遲一點。神宗吩咐居正跪到寶座面前，他說：

　　先生為父皇陵寢，辛苦受熱，國家事重，只在內閣調理，不必給假。

　　居正叩頭，承認在閣調理，神宗又說：

　　凡事要先生盡心輔佐。

　　在神宗提起穆宗對於居正的言論，稱為忠臣之後，居正感激涕零，不能仰視，俯伏奏稱：

　　臣叨受先帝厚恩，親承顧命，敢不竭才盡忠，以圖報稱。方今國家要務，惟在遵守祖宗舊制，不必紛紛更改。至於講學親賢，愛民節用，又君道所當先者，伏望聖明留意。

　　「先生說的是，」神宗說。

　　「今天氣盛暑，望皇上在宮中，慎起居，節飲食，以保養聖躬，茂膺萬福，」居正說。

　　「知道了。」神宗又說，「與先生酒飯吃。」（奏疏二《謝召見疏》，對話用原文。）

　　居正在召見以後，有《謝召見疏》，曆稱：「臣之區區，但當矢堅素履，罄竭猷為，為祖宗謹守成憲，不敢以臆見紛更；為國家愛養人才，不敢以私意用舍：此臣忠皇上之職分也。仍望皇上，思祖宗締造之艱，念皇考顧遺之重，繼今益講學勤政，親賢遠奸，使宮府一體，上下一心，以成雍熙悠久之治，臣愚幸甚，天下幸甚。」

　　這一次的召見，是居正為首輔以後，第一次的召見。他發表大政方針，只說「遵守成憲」。這是居正和王安石不同的地方。宋神宗的時候，安石充滿了一頭腦的理想，他要改革，要創制；但是明神宗的時候，居正只是充滿了一頭腦的「成憲」，他只要循名，要核實。安石是理想的政治家，而居正是現實的政治家。居正所稱的祖宗舊制，便是太祖底舊制，一年以前，他為會試主考的時候，曾經說過：

　　夫高皇帝之始為法也，律令三易而後成，官制晚年而始定，一時名臣英佐，相與持籌而算之。其利害審矣！後雖有智巧，莫能逾之矣！且以高皇帝之聖哲，猶俯循庸眾之所為，乃以今之庸眾，而欲易聖哲之所建，豈不悖乎？車之不前也，馬不力也，不策馬而策車，何益？法之不行也，人不力也，不議人而議法，何益？下流壅則上溢，上源窒則下枯：決其壅，疏其窒，而法行矣。今之為法壅者，其病有四：愚請頌言而毋諱，可乎？夫天下之治，始乎嚴，常卒乎弛；而人之情，始乎奮，常卒乎怠。今固已怠矣，幹蠱之道，如塞漏舟，而今且泄泄然，以為毋擾耳。一令下，曰：「何煩苛也？」一事興，曰：「何操切也？」相與務為無所事事之老成，而崇尚夫坐嘯畫諾之惇大，以此求理，不亦難乎？此病在積習者一也。天下之勢，上常重而下常輕，則運之為易。今法之所行，常在於卑寡，勢之所阻，常在於眾強。下挾其眾而威乎上，上恐見議而畏乎下，陵替之風漸成，指臂之勢難使。此病在紀綱者二也。夫「多指亂視，多言亂聽」，言貴定也。今或一事未建，而論者盈庭，一利未興，而議者踵至：是以任事者多卻顧之虞，而善宦者工遁藏之術。此病在議論者三也。夫屢省考成也，所以興事也，故采其名，必稽其實，作於始，必考其終，則人無隱衷而事可底績。今一制之立，若曰「著為令矣」，曾不崇朝，而遽聞停罷。一令之施，若曰「布海內矣」，而畿輔之內，且格不行。利害不究其歸，而賞罰莫必其後。此病在名實者四也。四者之弊，熟於人之耳目，而入于人之心志，非一日矣。今不祛四者之弊以決其壅，疏其窒，而欲法之行，雖日更制而月易令，何益乎？（文集三《辛未會試程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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