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居正大傳(32)_朱東潤

三二

　　高拱對於居正，固然感到威脅，但是居正對於高拱，也時時感到危險。「爾詐我虞」，成為高、張聯立內閣的標語。最容易引起誤會的，還是徐階底家事。居正已經是一路提心吊膽，「畏行多露」了，但是，「不行，為什麼他要幫助徐階說話呢？」黑暗中的聲音要問。黑暗中的動物沒有道義，沒有感情；他們也不相信人類還有道義和感情。「勢利呀！」他們要說，「一切都是勢利，在朝的首輔便捧他一把，在野的首輔便踢他一腳：這是人情。再不然，便有另外的動機！」黑暗中的動物又動員了，他們要報效高閣老，便得搜求居正幫助徐階的動機。他們把發明當做發現，終於認定已經發現居正底動機。

　　很順利地這個消息傳達到高拱。事情是這樣說的。徐階底兒子送三萬兩銀子給居正，於是居正承認替他們維持。在大學士底朝房裡，高拱看見居正，便半真半假地譏刺了一頓。這一個刺激太大了，居正變了色，指天誓日地否認這件事。經過這樣剖白以後，高拱承認誤會，事情勉強結束。

　　內閣的政潮，正在準備著新的發展。隆慶六年三日尚寶卿劉奮庸上疏條陳五事：（一）保聖躬，（二）總大權，（三）慎儉德，（四）覽章奏，（五）用忠直。第二條和第四條都很活躍。奮庸說：「今政府所擬議，百司所承行，非不奉詔旨，而其間從違之故，陛下曾獨斷否乎？國事之更張，人才之用舍，未必盡出忠謀，協公論。臣願陛下躬攬大權，凡庶府建白，閣臣擬旨，特留清覽，時出獨斷，則臣下莫能測其機，而政柄不致旁落矣。」他又說：「人臣進言，豈能皆當，陛下一切置不覽，非惟虛忠良獻納之誠，抑恐權奸蔽壅，勢自此成。望陛下留神章奏，曲垂容納；言及君德則反己自修，言及朝政則更化善治。聽言者既見之行事，而進言者益樂於效忠矣。」奮庸請穆宗總大權，大權旁落，必有所在；又說權奸蔽壅，「權奸」二字，必有所指。同時給事中曹大埜上疏劾高拱不忠十事，據說這是居正底主使。政治底鬥爭，從言官發動了。高拱底部下立刻應戰，給事中塗夢桂劾劉奮庸動搖國是；給事中程文再劾奮庸、大埜「漸構奸謀，傾陷元輔，罪不可勝誅」。結果奮庸謫興國知州，大埜謫乾州判官。高拱又得到小小的勝利。

　　在不斷的政治戰爭中，端拱無為的穆宗皇帝，終於感覺厭倦，在隆慶六年五月中逝世了。是年穆宗年三十六歲。

　　第七章大政變

　　裕王愛女人，最得意的是漷縣李氏，後來諡為孝定皇后。李氏入宮的時候，只是一個宮娥；當時稱為都人。這是翊鈞底母親，隆慶元年，穆宗即位以後，封貴妃。李貴妃是一位有能力、有辦法的人。她底父親李偉，漷縣人，因為鄉間不安靜，避到北京，後來索性把女兒送進裕王府，做一名宮娥，卻想不到以後的富貴，都從這裡來了。穆宗即位，禮部尚書高儀請立皇太子，大臣們都認定翊鈞是一位聰明的皇子。事實是顯然的，這一位五歲的孩子已經讀書了，在明代皇帝不甚注意皇子教育的情形下面，這是一個特例。隆慶二年，內閣大學士合疏公請立翊鈞為太子，三月間，實行冊立。穆宗也委實喜歡。他記得一天自己正騎著馬在宮中遊玩，皇太子和他說：

　　爸爸，你一個人騎著馬，摔下來，怎麼辦？

　　穆宗看見兒子底關心，真愉快，連忙下馬，著實撫慰一下。這時期陳皇后因為多病，住在別宮裡，每天早晨，李貴妃挈帶太子，到皇后宮中請安，皇后聽到小靴子在階道上橐、橐、橐！便連忙起來。自己沒有兒子，但是看見這樣聰明的孩子，也實在高興。皇后把經書取出來，一句一句地問他，太子對答如流，因此更加討得皇后底歡心。皇后和貴妃中間，儘管有一些利害衝突，但是當陳皇后看到李貴妃底知禮，和皇太子底聰明，心地也平靜下來。皇太子底稚弱的心理，正在逐漸意識到政治底作用。

　　隆慶六年四月，高拱推薦前禮部尚書高儀入閣。是月穆宗命儀為文華殿大學士，入閣辦事。一切都很正常。

　　最大的禍變來了，五月的一天，穆宗在坐朝的時候，突然站起來，走了幾步，不知說了什麼，只是嘴上不斷地歪動，（見敬修《文忠公行實》。《明史》不載穆宗病狀。）顯然地這是中風，內監馮保在旁，趕上扶住，居正也搶前去扶。在大眾誠惶誠恐的當中，穆宗入宮。隨即召大學士高拱、張居正、高儀至乾清宮，穆宗斜倚在禦榻上，皇后、皇貴妃都在，皇太子立在禦榻底左邊。三位大學士跪在禦榻前面。穆宗困乏了，由內監馮保宣詔：

　　朕嗣統方六年，如今病重，行將不起，有負先帝付託。太子還小，一切付託卿等。要輔助嗣皇，遵守祖制，才是對於國家的大功。

　　真是一幅慘淡的景象。看見朋友托孤，尚且目不忍睹，何況他們是裕王府中的講官，六年以來的內閣大臣！但是乾清宮不是他們痛哭的地方。高拱、張居正含了滿眶的熱淚，和正在嗚咽的高儀，叩了頭，回到內閣，這是五月己酉。次日庚戌，穆宗皇帝逝世。大臣們在內閣裡痛哭。高拱嚎啕地嚷著：「十歲的太子，怎樣治天下啊！」他益發感覺到責任底嚴重。

　　穆宗逝世以後，政治上躍起一個新興的勢力。這是馮保。馮保在世宗朝已經是司禮秉筆太監，穆宗登極，馮保屢次想升掌印太監，但是因為高拱反對，始終沒有達到目的，所以他和高拱，結下了不解之仇。明朝底政治，本來充滿了彈性，因此司禮監底職權，沒有確定的範圍。名義上司禮掌印太監是「掌理內外章奏及御前勘合」，秉筆太監「掌章奏文書，照閣票批硃」。事實上他們底職權，可以無限地擴大。掌理章奏是一個「上下其手」的機會。照閣票批硃，是對於內閣票擬的諭旨，用硃筆加以最後的判定。這本是皇帝自己的事，（參奏疏五《進世宗御筆疏》）後來皇帝不負責任，「批硃」的事落到司禮秉筆太監手裡，於是大學士雖是皇帝底私人秘書，而秉筆太監成為皇帝底機要秘書。《明史·職官志》（卷七十二）稱「內閣之擬票，不得不決於內監之批紅，而相權轉歸之寺人」，在明代政制裡，這正是變態中之常態。武宗時候，司禮監劉瑾甚至把章奏帶回私宅，和妹婿孫聰。食客張文冕共同批答。皇帝底機要秘書，可以隨時邀集親友，同參國政，更是變態中的大變。武宗正德二年到五年間，劉瑾成為事實上的皇帝，五年八月，劉瑾失敗以後，武宗下詔自正德二年後，所更政令，一概如舊；其實只是對於這三年中劉瑾底地位，加以實際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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