揚州八怪傳(40)_學達書庫

四〇

　　京師不可以久留，十月他直往山東曲阜了。再謁孔廟，看到那些舊時熟識的古柏，感慨萬千。他有《乾隆庚午八月予游京師，十月驅車出國門，至曲阜縣展謁孔廟，廟中古柏皆舊時熟識者，裴徊久之，作長歌一篇》，開頭寫他進京的不堪回首的遭遇，中間想起張照勸他寫經刻石的話語，最後以古柏自況：「左圍右列如墉城，弗為火奪惟汝貞」。長歌作嘯，一抒胸中不平之氣，布衣一襲，他又回到了揚州。

　　自此以後，他雖遠遊過，如乾隆三年（1738年）下半年到過福建漢陽，又曾泊舟南昌西江滕王閣下；乾隆十一年（1746年）去過安徽休寧，但大部分時間來往於杭州、揚州之間。約略算來，金農64歲前以杭州為主，64歲後則基本上定居揚州。

　　這期間最重要的，是金農的書風的大改變和在繪畫上的新突破。

　　金農一直是以隸書見長的。張照勸慰他的時候說：「君善八分，……曷不寫五經以繼鴻都石刻乎？」也是指的隸書。金農隸書得力于《西嶽華山碑》，圓筆為主，樸厚飄逸，間出己意，別有風致。後來卻漸漸出現了方中見圓，橫粗豎細，變隸書結體扁平為縱長的傾向，這一傾向有別于他原來隸書的平穩流暢的風格，明顯地受到《國山碑》和《天發神讖碑》的影響。《國山碑》即《禪國山碑》，是三國東吳孫皓天璽元年（276年）封禪國山時刻於宜興的一塊碑石。此碑形狀怪異，是個圓錐形巨石，類似米囤，故當地人稱作「囤碑」。《天發神讖碑》即《吳天璽紀功碑》或《吳孫皓紀功碑》，是孫皓借傳聞天降符瑞之名，立碑「褒贊靈德，以答休祥」而刻于南京的。兩碑書體奇特，似篆非篆，似隸非隸，被人目為「牛鬼蛇神」。

　　傳說《國出碑》為蘇建書，《天發神讖碑》為皇象書，都沒有根據。施蟄存先生認為「大約是道士們為了諂諛皇帝，偽託天書，故意寫成這種字形。到了後世，卻在書法上占了一席，尤其是《天發神讖碑》那種上方下尖的怪字，竟成為漢字的一種美術體」。這是頗有見地的。事實也確實是，它們於誕怪中寓法度，於率意中見匠心，成為「兩漢以來不可無一，不能有二之第一佳跡」。這種「銛厲奇崛」、「生澀險勁」的書法，對報罷歸來、絕意仕進的金農來說，既可藉以澆胸中塊壘，又是矯園熟之弊，縱情揮灑性靈的啟迪。在揣摩深研的基礎上，入而能化，為我所用，以截豪禿筆作橫畫粗短、豎畫細勁、雄奇恣肆、斬釘截鐵之方筆字，一改尋常面貌，金農自稱為「漆書」。于遲澀中見暢達、於欹側中見和諧的「漆書」是金農別開生面的創造，是個性所在，是對傳統帖學書法的挑戰。對這種書法的成就得失尚可討論，但其一新耳目的作用是無庸置疑的。當代學者張舜徽先生說：「若金冬心之分隸，鄭板橋之行草，自創新體，別成一格，又非臨池者所能效，亦不必效也。」這個說法是公允的。一般人都認為：金農的書法成就超過了他的繪畫。

　　說起繪畫，習慣說法是金農50歲後才開始學畫。金農工書法，精鑒賞，廣識見，有深厚的筆力和領會功夫，一出手就不凡，這是可能的。然而聰明離不開勤奮和實踐。從有關資料看，從能畫到敢於公開賣畫，還是經歷了一段過程的。厲鶚《樊榭山房集》卷一有一首詩的題目是：「督牛犁我田，歐陽圭齋句也。壽門為圖，因題其後。」此詩作於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戊戌與金農游長興時，是別人提起的金農最早作畫的記載，畫的是「烏犍行水淺」的牛耕圖，當時金農32歲。還有他自己提到的：「畫蘭竹自題紙尾寄程五（鳴）、江二（炳炎）。」此詩載於《冬心先生集》卷一，按這本詩集的編年，當在雍正三年（1725年）金農39歲時。上述記載說明，金農30歲左右即開始作畫，不過是偶一為之罷了。在金農的心目中，詩第一，書次之，畫又次之。詩書是正道，以畫名是不得已的事，當時繪畫的成就又不足與詩書比，所以金農50歲前不多談繪事。事情經過若干年，繪畫上有了長足的進步，50歲後打破舊觀念，以鬻書賣畫為能事，畫名漸為社會所知，於是50歲後學畫的傳說便產生了。

　　比起「八怪」中其他的人來，金農的畫路較寬，不蹈襲他人，獨闢蹊徑、自出心裁，這和他的學問、才情、胸襟是分不開的。

　　金農報罷南歸，在揚州待了些時。先住小秦淮，後居北郭僧舍。北郭僧舍今不知確指為何寺，小秦淮為小東門至連接瘦西湖的北水關一帶，當時是歌樓酒肆的彙集之地。如今已重加修復，成為悅目賞心的漫步之所。

　　金農在揚州的活動，主要是賣書鬻畫和文酒之會。乾隆八年（1743年）春，應馬氏兄弟招宴飲于小玲瓏山館，厲鶚撫琴，板橋畫竹，杭世駿豪吟，快極一時。友朋之間的親切往來，無拘無束的笑傲揮灑，使金農深感慰藉和欣悅，他有詩記道：「修禊玲瓏館七人，主人昆季宴佳賓。豪吟堇甫髯撚手，覓句句山筆點唇。樊榭撫琴神入定，板橋畫竹目生瞋。他年此會仍如許，快殺稽留一老民。」繪色繪聲，留下了一幅群樂圖。

　　此時的揚州，比以往更加繁華，書畫市場亦頗活躍，但對不善治生的金農來說，單靠書畫尚不能免於貧困，不得不另謀生計，畫些紗燈托人兜售是辦法之一。這年九月全祖望來揚州，作過一篇《冬心居士寫燈記》，說道：「夫以壽門三蒼之學，函雅故、正文字，足為廟堂校石經，勒太學，……而況降趨時好，至於寫燈，則真窮矣！」袁枚《小倉山房尺牘》卷一也有一則答金農托賣燈而未果的信：「……白日昭昭，尚不知畫為何物，況長夜之悠悠乎！……慮有所傷，須摯而歸之，明珠反照，自憐終勝人憐。」于此可知金農畫燈和賣燈之不易。

　　乾隆十一年（1746年）三月二十二日，金農在杭州度過了60歲生日，有自壽詩四首，其一雲：「快活平頭六十人，老夫見道長精神。從今造酒營生壙，先對青山醉百回。」曠達中不免悲愴。另一首詩的自注有「老妻時尚在天津女家」。過去金農長年飄泊，妻子苦守舊家，如今年老，尚寄食于天津女兒家，此時此刻，能不悽楚！前面提到，金農唯一的女兒海珊，是遠嫁天津的。

　　這時金農在杭州候潮門外的舊居已經沒有了，乾隆十三年（1748年）徙居到南城隅妹婿家何氏書堂。他芟除雜草，買龍井山僧百竿竹植之。據說，這是他畫竹之始。更準確地說，是他更精於畫竹之始。他在《畫竹題記·序》中說：「冬心先生逾六十始學畫竹，前賢竹派不知有。宅東西植修篁約千萬計，先生即以為師。」法自然，師造化，「畫竹目無古人，不求形似，似出乎町畦之外也」，是他畫竹的自況。

　　乾隆十五年（1750年），64歲的金農開始定居揚州。起先住在謝司空寺之別院。所謂謝司空寺，就是他以前住過的天寧寺。據《大清一統志·揚州府》載：「寺在東晉時為謝安別墅，義興中有梵僧佛馱跋陀羅尊者譯《華嚴經》，請于謝司空琰，建興嚴寺，宋政和中改今名。」因為寺是謝安別墅改建的，故可稱為謝司空寺。志書上一直是沿襲的明代以來的說法，其實並不準確。佛馱跋陀羅（359年—429年）是北天竺迦毗羅衛國（今尼泊爾境內）人，晉義熙四年到長安，義熙（志書作「興」，誤）八年隨劉裕到揚都（今南京），住道場寺。道場寺在南京中華們處，一稱鬥場寺；寺為司空謝石所建，後人又稱謝司空寺。佛馱跋陀羅在這裡譯出《大方廣佛華嚴經》六十卷。明代志書開始把晉代揚州刺史府所在地的揚都（南京），誤認為後來的揚州，並訛傳出這樣的故事，揚州天寧寺便被稱為謝司空寺了。

　　金農住謝司空寺（天寧寺），畫竹最知名。《畫竹題記·序》中又說：「客謝司空宅，無日不為此君（指竹）寫照也。畫竹之多，不在彭城，而在廣陵矣。」蘇軾知徐州時，常作墨竹，畫竹大師文與可寫信給蘇軾說：「近語士大夫，吾墨竹一派近在彭城（徐州），可往求之。」蘇軾彭城畫竹，成為歷史佳話。金農說：「不在彭城，而在廣陵，」是以畫竹多而且好深感得意。

　　金農在揚州，老妻仍在外地，身邊侍奉的是一啞妾。乾隆十六年（1751年）除夕，金農獨酌苦吟，思念起遠方的老妻，作三體詩（五言、六言、七言）抒懷，有「作客身千轉，憶家幾回腸」句。現在還不能確切地知道他的老妻何時回到他的身邊，又何時去世的。金農有一告貸劄，不知其年月，但肯定寫於這年之後是無疑的：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