揚州八怪傳(8)_學達書庫

八

　　再入民間，轉眼又是三四年。在藝術上，主人公「又一變」。這一變就是如板橋所述的變而愈上，這就是「規矩、方圓、尺度、顏色絲毫不亂，藏在其中而外之揮灑脫落皆妙諦也」。但是另一方面，主人公卻處處遇到不如意的事情。他走在揚州最熱鬧的去處——轅門橋上，輿隸兇惡，如馬踢人，氣得他長歎「滾熱揚州居不得，老夫還踏海邊春」。這是雍正十三年（1735年）。但彈指的功夫，聖上又驟然駕崩，主人公經歷了第三朝——乾隆之朝，這樣，兩駐宮廷的李鱓心頭死灰復燃，熱切地盼望皇恩的雨露再度降臨他的頭上。

　　四、風流父母官

　　天從人願，乾隆二年（1737年）的早春，52歲的李鱓得到了臨淄縣令的官職。上任的前夕，陰雨綿綿，天氣寒冷，誤了行期。因為他主張「以畫為娛則高，以畫為業則陋」，所以未來的一方父母，理應羞於再操「陋業」。但是，囊中羞澀，「老夫一醉也艱難」，不得不尋紙作畫，換取酒錢。為了能早日討得買主的歡喜，又不得不「利市開先畫牡丹」。在他的想像中，「以畫為業則陋」，這是最後一次了，一旦戴上花翎，官運亨通，終身富貴，即便作畫，也是「以畫為娛則高」，所以用老天真的態度在畫上題了這麼兩句：「畫盡燕支為吏去，不攜顏色到青州」。燕支即胭脂，青州即臨淄。儘管這時候他已經頭髮花白了，但是走馬上任，興致還是非常好的。

　　在臨淄任上，約一年有餘。臨淄人評論這位縣官是「口碑在人，風流蘊藉」。他在官衙裡蓋了點草屋，栽了許多花樹，說是「官舍西偏結草廬，便栽花樹滿庭除。他年縣令攜兒女，桃李盈筐念老夫。」他又在官衙裡搞了些園林佈置，消受清閒之福。他說：「結個茆亭鑿個池，一天消受也非癡。官衙便似僧寮淡，修整空門好住持。」這些大概都是給臨淄人留下風流縣令印象的根據罷。這階段他的詩畫心境顯得平淡中和，臂如乾隆三年（1738年），他在一首蘭花詩中這樣寫道：「春花如髻草如髿，音沐朝雲共晚霞。巧被春風會梳掠，玉釵重整又簪花。」還有一點浪跡江湖20年時的怨氣、恨氣、狂氣嗎？這年七月，他在一幅花卉上題道：「試想百般濃豔處，有誰來看未開時？」這時阿諛奉承之輩自不乏人，面對這批吹捧者，再回想到過去20年中遭人白眼的情景，兩兩對比，按捺不住的得意心情，躍然紙上。李鱓是個不肯偽裝的人，他的率直天真易於暴露，他的弱點也容易暴露。

　　這時候的李鱓往往以蘇東坡自比。乾隆三年的秋天，他題道：「秋色佳哉，想有以為樂。人生唯寒食重九不可輕過，此東坡語也。畫競書之。」接著，他在《紫藤花石圖》上題道：「自分菰蒲淡隱翁，常將水墨仿坡公。」李鱓的書法，不管是用筆，結構，章法，有明顯的蘇字的影響，提及蘇公不使人感到意外。但在此時此地集中地提到蘇公，容易使人注意弦外之音。髯翁早年被貶，後來宦遊南北，頗有政聲，一度入京重用。複堂也是早年被朝堂所逐，現在宦游山東，常提坡老，說明他在仰慕先賢之外，也著實有點大志。但是，從另一個側面看，象李鱓這樣性格的人，處理官場事務，自然不可能事事如意。有不如意事，他的心境也難免悲涼。

　　「為官已老，讀畫可人」，這副對聯就多少反映了這種心境。乾隆三年（1738年）的深秋，複堂改署滕縣。據說，滕縣這地方的富戶很惡，至今滕縣民間還流傳著若干關於李鱓幫助百姓的故事。一則故事說，李鱓夜晚私訪，發現一對夫婦赤身磨豆腐，以為是滕縣民風輕薄，第二天便上堂傳訊。幾番訊問，才知道是本縣富戶盤剝甚重，以致貧民連換洗衣裳也無法添置。李鱓想想，便著兩人去富戶開的糧行中買兩斤麥面。麥面買回堂中，當眾一稱，少了半斤。李鱓借題大做文章，罰了那富戶一筆銀子，然後賑濟了推磨人。還有一則故事說，滕縣有八大家，均屬為惡的大戶。李鱓到滕縣上任，八大家派爪牙到縣鬧事。李鱓找了藉口，把爪牙痛打了一頓，煞了八大家的威風。《滕縣誌》載：李鱓在滕為縣令一年有餘，「為政清簡，士民懷之，忤大吏罷歸。」史載與民間傳說是相互襯映的。罷歸，約在乾隆五年（1740年）二月。李鱓為縣令，前前後後，一共兩年半，不過是彈指之間。

　　五、途窮賣畫的晚年

　　李鱓滕縣罷官以後，在山東滯留數年，往返于滕縣、曆下，在彎德、泰安、崮山、崇川各地，也有書畫流連。為官兩年半，滯留的時間卻長達四年有餘，這一階段，主人公的情緒起伏很大，題畫詩中一會兒「喜上眉梢」「大開笑口」，一會兒又「聽雨聽風聽不得，道人何苦畫芭蕉」。中國若干知識分子往往在位重儒，去位重道，李公也未能倖免，此時已自稱「道人」了。乾隆九年（1744年）春節前夕，主人公風塵僕僕地返回興化，興化老家水田千畝，過去家資豐厚，但是由於「兩革功名一貶官」，花費甚多，此時是「兩攖世網破其家，黃金散盡妻孥娡」，倦遊歸來，一家人的臉色都不好看。這樣的日子是很難過的。

　　次年，白髮盈肩的李鱓整整60歲。60歲的人心有未甘，便趕到揚州，住在小東門內的西雷壇，說是「複作出山想，來郡城托缽，為入都之計」。「托缽」者，即板橋說的「作畫依然弄筆來」，依舊過他的賣畫生涯。弄筆要有好筆，他寫信給他在杭州的侄子，托他買88支好筆，仔仔細細地說明品種要求，而且關照他到有「張老娘」招牌的店裡去買。「張老娘」的招牌有真有假，他又囑侄請教當地名畫家辨別真偽，不過，「又萬萬不可題（提）起是老夫所需之物。」這時候的主人公從「以畫為娛則高」的境界，又返入「以畫為業則陋」的圈子裡來了。

　　李鱓少年中舉，熱心仕途。其實，象他這樣出自名門，在朝堂親友眾多，和「八怪」其餘人物情形不同，兼之本人的學問技藝均有過人之處，在康乾之世，應當說，實現自己的願望是不太困難的。但是30年中，三起三落。三次起用，三次都沒有好下場，而且起用的時間都極其短暫。這不能責怪命運，以愚意妄測，這多少和主人公不善「處世」有關。李鱓有出仕之嚮往，卻未領悟當日出仕之「秘奧」，左右不能逢源，上下不能迎合。皇家需要「草綠繁華」，他卻說「草綠繁華無用處」，官場需要拉拉扯扯，他卻直白地說自己「心惡時流庸俗」，於是「兩革功名一貶官」，就顯得順理成章了。

　　然而這一切，當日的李鱓是不能自我解脫的。他不能象鄭板橋那樣承認「吃虧是福」，也不能做到象鄭板橋那樣「難得糊塗」。他64歲時，在一幅《白芍藥圖》上題道：「若是春風吹不到，便如國士有誰憐？」他把自己所以被排除在幸運的圈子以外歸於偶然。乾隆十二年，眼看「入都之計」又絕望了，他開始用一方章：「賣畫不為官」，他把在宮廷、在官場所不能充分表達的個性色彩充分表現在他的畫頁上。宮廷裡越是需要規矩、刻板、擬古、華麗的東西，他越是在他的畫頁上表現筆墨的放縱；世俗越是崇尚貴族化，他則越是要生活化、平民化、通俗化，他在他畫頁的自由天地裡，用不拘形式的筆墨表現他內心的寂寞與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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